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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条例草案
深圳大学已完成《深圳大学条例》的立法草案，下一步将继续修改完善。经过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后，它或将成为国内首部专项高校立法。
日前，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宇扬一行赴深大召开了《深圳大学条例》立法进展调研会。
据介绍，2009年5月，国务院批复的《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加大对深圳大学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办学自主权，推进治理模式改革，创新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努力把深圳大学办成高水平、有特色的一流大学，为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探索新途径、新方式。”深圳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深圳大学立法事宜，并给予了大力支持，深大立即开展了立法前期调研和法规草案起草工作。近一年来，深大立法调研工作组搜集整理汇编了数百万字的资料，在结合我国国情和深圳特区实际，尤其是在深圳大学三十年来作为特区大学、实验大学、窗口大学的不断改革创新实践和成熟经验的基础上，针对高校去行政化、减少教育行政审批、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等核心和普遍性问题完成了立法草案。
课题组成员介绍，《深圳大学条例》突出了以下重点：一是创新和规范深圳大学和主管的政府机构的相互关系，争取政府更多的支持并将其法定化，扩大和保障学校办学的自主权。二是创新和规范深圳大学自身的法定机构治理机制。三是在“管办分离”，依法治理、全面监督、高度自治的法定机构治理模式下，创新和规范对深圳大学办学的多种监督机制。四是最大限度实现深圳大学招生、学科设置、经费开支、人事招聘和待遇、基建和采购招投标、奖惩机制等依法独立高效运行。
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认为，在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结构问题上，《深圳大学条例》做出了以下突破：一是建立了理事会决策、党委领导、校长负责的领导体系;二是创新大学学位制度，实行大学学位制度，自行设定博士、硕士学位和专业标准，并颁授相应的大学学位证书;三是扩大和保障学校办学自主权，明晰政府和学校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争取政府支持，进一步去行政化;四是实行多种监督机制，使大学信息公开化、透明化，进一步加强了社会的监督。
蒋宇扬对《深圳大学条例》的制定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深圳大学条例》的实践，切实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在特区高教改革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深圳大学条例》将作为国内第一个大学的立法推行，这对学校乃至城市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深圳大学条例》从治理结构、民主管理到监督机制都具有改革创新的思维。他建议《深圳大学条例》在修改完善的过程中可进一步突出大学的学位、新设学科的建立与深圳市的经济建设和产业布局的一致性。
《深圳大学条例》草案解读
国内首部专项高校立法或将在深圳诞生。目前，深圳大学已完成《深圳大学条例》的立法草案，下一步将继续修改完善;深圳市人大常委会相关人员已赴深大就此展开调研。
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大学条例或者大学章程，这是确保条例(或章程)有法律效力，让条例(或章程)成为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的最高宪章的重要途径。此前，在国家教育部的推动下，我国一批大学已颁布了大学章程。但客观而言，由于这些大学章程是由学校内部起草，然后提交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审批通过再颁布的，其性质还是属于行政规章，而非法律文本，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比较有限。在这些章程颁布后，相关学校的办学、管理，并没有多大实质性变化。
对于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当大学获得办学自主权之后(在国外指特许状)，章程主要解决大学如何自主办学的问题，即理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这样的章程只要经过行政部门审批，也具有法律效力。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我国大学当前既存在学校没有合理的现代治理结构的问题，更存在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而且，没有办学自主权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如果大学条例(或章程)只由学校内部制订再经行政部门审批，无法解决落实办学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条例(或章程)很难真正发挥作用。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明确政府、举办者、办学者、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权责边界，同时推进、监督政府部门依法放权。
笔者赞成后一种意见，并呼吁应该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发达国家大学制订大学章程，也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立法(由议会审议)制订，这针对学校没有明确自主权的情形;二是由学校董事会起草制订，这针对学校已获得明确自主权的情形。我国于1999年实施的《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有包括招生、教学、学科专业设置等7项办学自主权，但落实这些办学自主权，十分艰难。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仍是“十三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很显然，针对我国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的现实，为顺利推进管办评分离的改革，只有把大学条例(或章程)的制订纳入立法程序，才能通过广泛的利益博弈，明确政府和高校在办学中各自应该扮演的角色，推动办学自主权尽快落地。另外，这对于推进学校内部去行政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单纯以行政力量主导大学内部去行政化的改革，很容易陷入悖论。近年来，一些高校也在校内大力推进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建立了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可核心的权力还是掌握在行政之手，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并不能独立运行，真正负起学校教育与学术事务的管理职责，而是沦为摆设。这也需要广大师生、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努力打破原有的权力和利益架构，切实建立起现代大学制度。
事实上，早在南方科技大学筹建时，深圳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南科大创校校长朱清时就提出，要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南科大章程，并把这作为南科大改革的重要内容。而深圳大学条例已完成立法草案，则更令人欣喜。这表明，寻求通过立法方式制订大学条例的探索，一直在积极推进。如果深圳大学条例能通过立法程序颁布，明确政府作为公办大学举办者的责任、权力，以及大学拥有的自主权，理顺政府管理学校、学校内部治理结构，那么，这一条例的制订，将对我国其他高校制订条例和章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彻底打破以行政规章方式制订大学章程的陈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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