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校庆25周年征文范文
大概是三月中就收到了校庆二十五周年征文的邮件，内容不长，但着实看了很久，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写点什么。一则临近毕业，身不由己;二则十五年的实验生活为我带来了太多的回忆与感动，想来千言万语，但一开口却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得作罢;再者，关于实验的一切，身边的几位知交好友已写了不少，不宜赘述交集。真正决定动笔，是因为雅萍姐的一条信息：“彦哲，你就写篇金校长的文章吧，很多实验人都不会忘记他的。正好校庆期间组稿，我先预上你一篇，网上发给我或邮箱发都行。”
一位老人的形象突然全方位占据了我的思绪和听觉——稀疏的白发，如炬的目光，坚毅的面庞和那略带江浙腔的沙哑嗓音——一如往常，为我带来失意时的温暖与力量以及懈怠时的警醒和督促。
我是该为老校长写点什么了。
和94届幼儿园的同学们一样，最早对于“校长”是没有概念的。你要问“金校长是谁?”没人知道;但一说“金爷爷”，全都认识。那时只知道老师是管我们的，而“金爷爷”是管老师的。我们怕老师，但是从来不怕“金爷爷”。尽管那时与金校长基本谈不上有什么交流，但心底里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因为老爷子每次都是乐呵呵的，从来不批评我们。
到了小学，当我们发现校歌不再是《我爱实验学校幼儿园》而是《实验之路春常在》时，“金爷爷”这个称呼终于也跟“金校长”对上了号并且改为了后者。起初大家还叫着不习惯，而且不知为什么一叫“校长”会脸红。不记得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了，一天在校门口见到金校长，低头小声磨叽了一句：“金校长好。”老爷子看了我这副模样乐了，打趣道：“不好意思叫‘金爷爷’了?”我更是窘得不知如何应对。他拍拍我，说：“挺好，挺好，长大了，长大了。”
以后的日子里，对于金校长的印象在杂乱无章的道听途说中逐渐完整起来：听说他对老师很严，不许老师们外出做家教，在办公室里炒股票;听说他重视校纪和卫生，玻璃桌椅要达到三星级酒店随时摸上去一尘不染的水平;听说他不许学生边吃饭边说话或者边走路边吃东西，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听说他对校服和仪表要求很高，不许男生剃光头、留分头，不许女生染发、烫发、披头散发;听说他重视课外活动，鼓励学生们玩儿，即使活动占用了课时也不许补课;听说他竟然批准了高三的一个班在非假日跑到丹霞山上地理课;听说他喜欢交响乐;听说他很有个性，有时有很倔;听说他不爱跟媒体打交道，从来不会出一点成绩就铺天盖地的拼命宣传;听说他爱唱歌，爱唱苏联老歌。
毕竟老爷子是一校之长，不是我们的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跟我们天天在一起，所以平时除了在校园里偶尔遇到打个招呼之外，对于老爷子的.“接触”和认识便全然来自这些外部信息。日复一日，这些信息和描述终于把和蔼的“金爷爷”变成了严肃的“金校长”。事实上，那时感觉老爷子也确实严肃了，见到我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逗着玩儿了。有的时候拍拍我的后背，严肃道：“把背挺直!别驼背!”，还亲自示范，让我看他是怎么站的，跟他一块儿站个几秒钟;更多的时候则是一脸关切地问学习、活动方面的情况，然后点点头，用力拍拍我的肩正色道：“好好，彦哲，要争气，要争气!” “争气”二字是自从小学6年级后听他对我说的频率最高的词汇，所以表现不佳之时总不敢面对老爷子，远远看见也只敢绕道而行，怕他问起详情大失所望，训斥之余总是对不起这“争气”二字——当然，“训斥”一说不过是杞人忧天的自我联想，至少这十五年里从没见过老校长对哪个学生声色俱厉过，说到底不过是关心与督促。
再后来，一晃就到了高中。银湖摊旁笔架山下那些八九点钟的小太阳，变成了官龙山下一群十六、十七岁的不安分的家伙们。他们来自本来毫不相干的文科班与理科班，看似参差不齐的重点班和平行班，被一股冲动和闯劲引导着，大言不惭地以“燃烧自己照亮世界”为己任，渐渐聚拢在一起拼命嚷嚷着不能再忍受所谓“无所作为”的日子，要过“有所作为”的生活。他们在演一出戏，名叫《九三年》。
困难是显而易见的：所谓《九三年》剧组不过是个草台班子，它既非戏剧社组织的活动(戏剧社对此兴趣不大)，又不能算在课本剧的常规演出中(因为他长达2小时40分钟，且演职员分散在12个班，并无班级组织)，尴尬的地位难以得到学校的支持和老师们的认可。不过在王舜贤老师和雅萍姐的支持下，剧组得以坚持排练，不过即便如此，数月下来，剧组仍然连个演出机会和场地的口头保证也没有得到——毕竟情况特殊，但大家仍然坚持。
随着语文周的临近，排练接近尾声，但此时之前可以暂时放下的两个问题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了：资金与演出安排——《九三年》难以成为语文周的一个正式演出项目，由此也自然无法享受资金报销的待遇。当我们一面继续在小礼堂或是5楼一间废教室中迂回排练，一面抱着捐款箱在校园里募捐时，金校长得知了剧组的消息。后来听一位老师说，他在集团开会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毫不犹豫地表示支持，并且当场自掏腰包为剧组捐了2000元。
虽然没有在现场看到这样一幕，没有亲耳听到老爷子当时说了什么、怎么说的，但是大概能想像出他的神情和语气。可以说，《九三年》最后的成功，一方面是靠着战壕里兄弟们的不离不弃、坚守与勇气，另一方面是因为老校长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跳进了战壕，成为了我们的战友。
在此后的复排过程中，他不时在周末来到排练场，只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观众在舞台下出神的看着。休息时，他偶尔也讲几句话，跟我们说他小时候的戏剧梦，他毕生唯一一次登台跑龙套的台词、身段，问问大伙课业负担重不重，排练累不累。还记得一次休息时，他看着大家略显疲态的脸，大概是知道大家一边要保证学业，一边要保证演出质量，另一方面也需还要应对来自家人、师长的压力与质疑，老爷子停了半晌，很郑重地跟我们说：“为什么我这么支持这部戏，一方面是我小时候也跟你们有过同样的梦想，但没有平台;另一方面状元、冠军每年都可以出，什么地方都可以有，但是《九三年》，我知道只有一个。也许现在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它耗时耗力，影响学业。我说这些都不要紧，将来人们会了解它的意义，也只有在将来人们才能理解它的价值。”
事实证明，金校长他并没有看错。在这些人当中，不仅有后来的环保社社长、乐音社社长、天文社社长、广播站站长等等，即便单凭高考成绩而论，剧组仅06届一届(07届演职人员未统计)就有10人十余人次得到实验后奖学金，本科上线率100%——这样漂亮的成绩足以让那些目光短浅的质疑者们噤声。然而《九三年》对于我们的意义还远远没有结束，它的影响是一生的。
我们毕业后，金校长也退休了。08年春节第一次去家中探望他，因为琐事耽搁，到那里时已经是夜里10点多。本想将水果放下见他一面便走，但开门后老爷子非拉着我进去坐坐。还亲自翻出茶叶，重新沏了一壶——我欲代劳，他执意不肯——仔细地过水，将第二道茶小心地倒在我的杯中。我在旁边看着他的这一系列动作，突然发现他老了：头发稀疏花白、面容清瘦，老年斑和皱纹也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吞噬着他的肌体，唯一不变的是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依旧蕴藏着星星点点的理想之光。同年暑假，我与吴垠璐、徐得智如约一同看望老爷子。我们聊了一个上午，谈起身边的同学，谈起实验的回忆，谈起《九三年》，谈起书，谈起音乐，谈起自己的规划与未来，谈起他的退休生活，谈起我们的恋爱和他年轻时的一次苦恋，谈起成功失败以及种种错误遗憾的反省。。。。。。一时间仿如战友久别重逢畅叙情怀，一时又仿如祖父语重心长娓娓道来。老校长似乎恨不得将这辈子的种种经验、感悟在这短短的四个钟头内倾囊相授，将来能少走点弯路就少走点弯路;而我们也发现，老爷子似乎也是需要有人能陪他时常聊聊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我们也想多陪陪他，只是没有办法，转眼开学又要各自东西为理想和未来奔忙。
我们就这样聊着聊着，眼前渐渐浮现外祖父曾经描述过的一幅图景：那是1985年他来深圳初识金校长时与他的一次对谈。那时的老校长还是个意气风发的中年人，学校还是一片空白，他的全部家当仅仅是一纸任命和一副简单的行囊。外祖父为眼前这个目光炯炯的中年人的理想和使命感所感染、所打动，而那种真实的感染力不是靠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然后满口义正词严的道貌岸然所能矫饰得来的。
而这种感染力，直到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
临别前老爷子再三叮咛我们要学会“忍”，我们记下了。我们请他先上车走，他不肯，非要看着我们走远了，自己才离开。
想来也很久没有回去看望老校长了，总是因为这样那样的“不可抗拒因素”而推托，也许将来的机会会更少——相信大家也多半是如此。那就在方便的时候给老爷子发个信息、去个电话吧!
其实不必多说什么，也不管他是否还能记得我们，只要告诉他：我们很好，实验很好，我们的孩子还是实验的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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