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法草案中关键点全梳理「最新」

时间：2021-02-18 16:53:21 政策法规我要投稿

2016年慈善法草案中关键点全梳理「最新」

　　经过十年的坎坷历程，慈善法再次加快了立法的脚步。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草案)》(以下简称慈善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10月31日，慈善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再度引发了社会对于这部法的热情关注。

　　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慈善元年以来，我国的慈善事业飞速发展，2015年社会捐赠数额逾千亿元，慈善社会组织数量高涨，互联网慈善等新型慈善方式日渐涌现。与此同时，慈善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郭美美事件、儿慈会小数点事件等给慈善事业发展蒙上阴影，广西事实孤儿杨六斤获捐500万元等引发了网络有关募捐的争议。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慈善法草案在发展慈善事业、规范慈善行为、加强慈善监管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针对慈善法草案中的焦点问题，记者进行了多方采访。

　　采用“大慈善”概念

　　从慈善事业法到慈善法草案，首要问题是明确“慈善”二字的概念，这也是长期以来社会各界争论的焦点和难点。

　　事实上，早在2005年民政部提出慈善立法建议、2008年底便将慈善法相关草案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当时的分歧之一就在于对慈善的定义没有取得共识，当年最终未能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此后，关于慈善定义的争论一直继续。2015年底，由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等6家机构提交的5部慈善法民间建议稿中，都对慈善范围作了较为宽泛的定义。

　　在此次慈善法立法过程中，全国人大俯下身子“吸纳”民间建议，最终采取了“大慈善”的概念。慈善法草案第三条明确规定，慈善活动是指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捐赠财产或者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自愿开展的下列非营利活动：扶贫济困、扶助老幼病残等困难群体;救助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害;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护和改善环境;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其他活动。

　　褚蓥曾参与过慈善法草案的意见征集阶段。这位毕业于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博士后认为，采用“大慈善”概念是此次慈善法草案的最大亮点。

　　“根据国务院2015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慈善事业是社会救助体系的有力补充。但在慈善法草案中，将慈善从小领域扩展到大领域，采用了‘大慈善’的概念。”褚蓥告诉记者，“这也意味着，慈善不再只是社会救助的补充，突破了救急救穷、恤孤助残的传统定义，将其提升到公共服务的层面。”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助理院长章高荣看来，此次慈善法草案里的慈善概念大为拓展，已将向现代慈善转变，是广义上的公共利益。褚蓥认为，这次慈善法草案是慈善领域一场系统性思路的改变，任务在于拓清慈善事业未来20年发展的方向。

　　然而，浙江财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政辉却告诉记者，采用“大慈善”概念虽然有利于发展慈善事业，但在具体执行时，可能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很多慈善类社会组织可以有税收优惠，“大慈善”概念下如何确定税收优惠的范围和程度?

　　或将逐步放开公募权

　　把手中的善款捐给哪家慈善社会组织，公众心里自有一杆秤。谁有资格开展募捐活动，同样是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和争议的话题。

　　根据慈善法草案规定，慈善组织自登记之日起可以向特定对象进行非公开募捐。依法登记满两年、运作规范的慈善组织，可以向原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北京师范大学慈善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黎颖露认为，慈善法草案中对募捐主体资格及其行为规范进行系统规定，填补了过去中央层面只有捐赠法、没有统一的募捐法的空白。

　　“草案解决的最为关键性的问题，就是放开了公募权，只要符合相应条件就能取得公募资格。慈善领域更多地引入了公平竞争，让行业发展能够实现优胜劣汰。”章高荣告诉记者，“两年内运行得规范、没有问题，才能给这个资格。国际上一般来讲，只要成为一个慈善机构以后，就应该有这个资格。国内很多慈善组织本来设定的目的是公众募款或动员，如果一开始没有公募资格，相当于这两年内不能开展业务，所以这个两年的规定好像不那么合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认为，公募是公共问题，政府需要对此进行规范。如果每个组织或个人都可以不受约束地开展公募，那么不仅政府监管比较困难，募捐市场也容易出现混乱，而且还会干扰到人们的正常生活。

　　“对放开募捐资格，两年的考察时限可能稍短了一些，难以检测开展公募的慈善公益组织的生存发展能力。以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为例，每届理事会的任期是5年，用5年时间检验一家慈善公益组织能否存活下来相对来说是较合理的。如果按照草案两年的规定，无法确保该机构是否能够健康地存活就允许其公募，未免稍欠谨慎。”上海交通大学第三部门研究中心主任徐家良这样说。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认为，放开公募权，对广大社会组织而言是一种公平上的努力。然而，各个募捐主体之间存在竞争和矛盾，在大灾筹款时矛盾更加凸显。在灾难等突发事件面前，如何提高多头筹款现状下的募捐效率，这个问题需要统筹解决。

　　个人不可在网络上公开募捐

　　在慈善法草案征求意见过程中，关于“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组织或个人，不得采取公开募捐方式开展公开募捐”的规定，引起了较大的社会争议。

　　对此，徐家良认为，应进一步明确概念范围，界定清楚个人自救或救助亲属的自利性筹款行为是否属于募捐。概念范围明确后，才能进一步讨论。

　　褚蓥告诉记者，以微博、微信求助为例，是否募捐的边界其实也可以划清。微博肯定属于公众募捐，因为微博面向公众，谁都可以看得到。微信的情况不同，如果是微公益，发微信给某个或多个朋友，这只是点对点的求助，不属于公众募捐。但如果朋友圈大量转发，自然就是公众募捐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慈善募捐的法律界定是什么。从法理和国际经验来看，慈善募捐自然是为了不特定人利益开展的募捐，排除个人自救。而公募资格方面出于专业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考量，将个人和其他组织排除，意在尽可能控制诈捐等乱象。”黎颖露说。

　　褚蓥坚持认为，目前我国正在向现代慈善转型，如果保留个人募捐的形式，实际上是向组织化、专业化转型的阻力。从政府层面讲，慈善法要为未来20年的慈善事业发展来拓清方向，禁止个人募捐正当时。如果个人无法获得足够的支持，可以向基金会求助，或通过基金会的项目运行。

　　为尽可能多地回应社会的需求，慈善法草案中纳入了许多新内容，也提出了更多新要求，并首次提出了设立中华慈善日。有专家指出，公众的期待可能会远远超过慈善法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草案的征求意见正在进行中，而来自于学界、社会组织等各方的意见和建议讨论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为共同出台一部完善的慈善法而努力。

　　相关阅读：2016《慈善法》的几项历史重任

　　关于全国人大正在起草的《慈善法》，各家的点评依然不少。《中国财富》1月刊也以《期待“善法”》刊登了多篇文章，包括何道峰老师的《推动<慈善法>成为良法》，以及徐永光老师的《慈善法研究的都是过时的问题》等，都对慈善法有过详细和深入的探讨，殊为值得仔细阅读和思考。

　　但是，笔者认为，在现阶段，探讨《慈善法》的具体规则尚不足以解决全部问题。我们还应回头看看我们到底需要《慈善法》解决什么问题?这即是说，我们需要认真地探讨《慈善法》的历史重任到底为何?笔者以为，除了老生常谈的清除慈善事业发展的制度障碍，规范慈善组织运营以外，《慈善法》的历史重任还应包括如下两项：

　　第一，构建行业价值链。什么叫行业价值链?就是在一个行业中，不能由一家组织包打天下，把所有人的活都干了。如若过度“贪心”想要把啥事都干了，只会导致“门门精通，样样疏松”的结局，最终使得整个行业不能称其为行业。在世界范围内，慈善行业之所以能被称为“行业”，正是因为慈善事业是一条完整的价值生产链，无法由任何一家组织包揽全部工作。其价值产出必然是通过不同机构间的分工合作实现的，且各家机构有着不同的机构定位和价值取向。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慈善行业尚不成为一个行业。中国的慈善事业是单中心的，一元的。其只有政府一个中心，以及在政府之下伴生的大量“官不官、民不民”的所谓慈善组织。这些组织为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而运转，并依靠着政府给予的资源维持生存。如此格局的长期存在导致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滞缓，不足以成为一个行业。

　　对于《慈善法》而言，如果其希望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真正繁荣，就需要在推动慈善价值链构建方面多下点功夫。其需要大力变革既有制度中制约慈善组织社会化发展的内容，去除其中为迎合计划经济下的社会管理的需求而设计出来的制度，并结合市场经济下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

　　第二，打通商业与慈善的隔阂。21世纪的世界慈善是什么样的慈善?是市场化的慈善!美国从1980年里根改革开始就全面推动慈善行业的市场化转型。到如今，西方国家的慈善行业已经基本完成了市场化转型。受此影响，西方慈善领域中各种创新工具层出不穷，慈善事业效率大为提升。

　　什么是市场化?往小了说，是往慈善领域中引入市场化运营的工具，往大了说，是打通慈善与商业的隔阂，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在我们原有的社会结构中，慈善和商业是社会的两头，而且是最大的两头。两者间泾渭分明，而在此之间，是一大块空白地带。由此，社会形成了一个“工”字形结构。

　　市场化就是要改造这种结构，打破商业与慈善的隔阂，大力发展中间的空白地带，创造出一个“橄榄形”结构。这也就是说，在市场化格局下，各种处于中间地带的机构形式，比如社会企业、公益创投、有责任心的商业企业等，会不断出现，充满整个空间。由此，才能集合全社会的力量，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推动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

　　我国目前还处在原始的“工”字形结构下。所以，《慈善法》应该致力于改变这种结构，推动处于中间形态的组织形态的发展。这也就是说，《慈善法》不该再走仅谈慈善、禁止任何盈利性行为的老路，而是应该淡化这道门槛，鼓励多种形式的组织并存。由此，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够真正繁荣。

　　综上，我国的《慈善法》本次是被寄予厚望的，希望其能不负众望，达成推动我国慈善事业快速发展的伟大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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