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妈妈奚美娟演讲：戏里戏外那些事
有人跟我交流我觉得气氛就好了，实际上不瞒你们说，我直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要讲什么，思路很乱。我从艺三四十年，经历那么多，但是我自己在生活当中却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人，我的简历特别简单，两行字就写完了：1976年10月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同年进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工作至今，就这么简单。
那么我想人生这么简单，肯定没什么故事，而且我自己在生活当中不是一个喜欢把人生戏剧化的演员，所以可能我身上更缺少戏剧性。我其实很忐忑，我不知道我说的一些经历你们有没有兴趣，或者会觉得无趣，谢谢你们给我鼓励。
在我的从艺生涯当中，我扮演了六个以真人真事的原型人物为创作的艺术作品，其中有长治市人民医院的赵雪芳，有沙漠治沙能手牛玉琴，有北京少年法庭的法官尚秀云老师，还有哈尔滨211医院的院长贾丹兵，还有杨善洲的妻子，还有蒋筑英的妻子路长琴，这样的人物其实是非常非常不能概念化的，但是我们现在创作当中有一个令人不太满意的现象，就是凡是你去塑造所谓英雄人物的时候，生活当中原型人物的时候，值得去讴歌的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总是把他们往高大上去推，然后引起观众甚至对这样的形象反感，我觉得是我们的失职。
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在扮演蒋筑英妻子路长琴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天天在看他的事迹，看报。然后，有一天他们说把路长琴请来了，让她跟我们说一说，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特别不想坐在她边上，我特别想有一种距离感来观察她，因为我即将要扮演她。就像这么对着，你在那边，我就坐在这儿，然后我就听她说她丈夫的事情，然后她说着说着，就经常说一句话，她就说：“我其实一点儿都不想说，我是为了配合你们工作，我真的不想说。”然后呢，等一会儿又开始说了，说了一会儿她又说“我其实真的一点儿都不想说”。这跟我对于英雄人物或者英雄人物家属的那种认知是有差别的，我一直以为英雄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是很愿意我们把他们的事迹拍成电影广为宣传啦。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我后来突然间意识到我们其实蛮残酷的，就是我们作为艺术创作来说，我们是想问她特别越细，越仔细越好，可是她作为一个女性，要从此以后拖着两个小孩，一个人这样过日子，其实是特别艰难的。可是我们也是情有可原，因为我们真的想做得好，但是她一直在那样说。
后来休息了，我们就坐到一起了。我那时候想好了，我说：“老蒋去世以后，你作为他的妻子，你是怎么来面对你今后的生活的?你是怎么在这十年当中抚养你的孩子的?”我记得我当时问了她三个问题都是有关她的，然后当时她特别激动，她说十年来所有的记者报道的人来找我，都是问我老蒋的事儿，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体会。我说：“我要演你，我必须问你的体会，问你的感受。”老蒋的事迹我在报纸上、杂志上都已经看了好多遍了，她原来连家都不让我们去的，后来她接待我们了，到了她家以后，我们因为想去要一些什么更真实的道具什么的，到她家看看有没有这些东西，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他们家一张蒋筑英的照片都没有，我们以往从一些文艺作品啊，认为可能是满屋子都是他的照片，但是一张都没有，因为她说她把老蒋的照片，连报名照她都全部收起来，放在箱子底下，她怕看到了会触景生情，她会难过。所以这个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生活的实质，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概念化。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对我塑造这个人物，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你想，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然后丈夫43岁正当年，从长春到成都去出差了，四天以后突然间说在那儿去世了，没了。你说这样的打击对一个家庭是多么沉重。包括这些认知，后来放在我的.表演里头了。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人家告诉她，你的丈夫在太平间里，她走走走一看，看到太平间三个字。我们原本剧本上写着我这个角色一下就冲进去了，后来我就在拍摄现场问导演：“她凭什么相信她丈夫在里头啊?她为什么要冲进去?她可能就是不相信，她哪怕知道，她也不愿意相信。我觉得她可能转身就走了。”他说“啊?你不进去啊?那你怎么演啊?”我说：“她可能转身就走了，她不愿意相信。”完了我们就在现场，我就演给他们看一遍：我一看，突然间一转身就走了，然后那个带我去拿着钥匙的，医院的那个保安就在后面追说，你的丈夫是不是姓蒋啊?这个时候，她才一下子站定了，她想她的预感终于实现，因为她是瞒着人家悄悄地到医院里去看，因为所有人都在瞒她，之前不知道，她感觉不对，她自己晚上一个人到医院里去看的。然后这个时候，她证实了以后再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就恨不得一步跨进去。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那种反差，力量。所以我就说，蒋筑英这个戏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当中的原型人物概念化，脸谱化。我真的非常反感艺术当中的概念化，我也不要看那样的电影。如果通过我们虚假概念，脸谱的演绎而让观众对这样的人物有所误解，有所误导，我觉得是我们的失职。
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事隔13年以后，当我知道我参加的一个电视剧要在长春做外景地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高兴。我就想好了，到那儿的第一件事就要去看望路长琴。其实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么多年没见，我不知道她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而且我特别害怕看到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我特别害怕。可是当我们到她家，她门一开的时候，她剪了一个短短的头发运动型的，因为是夏天8月份，穿了一件短袖的像T恤一样的衬衣，满脸堆着笑，整个过程当中她带着她的一个小外甥在跑来跑去，真的欢声笑语，她一直在笑，跟我们聊天啊什么。哎呀我就好欣慰，好开心，好像我的心也落地了，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看到他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特别大的蒋筑英的照片，就是说明她走出来了，我觉得特别欣慰。
那么说到概念化的创作，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在有一些电视剧里头都比比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是上海人，比如说好多电视剧，拍到上海妈妈，对上海妈妈也有一个特别概念化，脸谱化的认知。好像上海妈妈就是小市民，整天围着房子存款来转。然后恨不得要把女儿推到大款身边去，我觉得这种创作概念，是非常不与时俱进的。实际上，也许在计划经济时候，在我们房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比较计较钱财，就把钱看得很重啊这些。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的感受，我好多朋友的女儿都嫁给了外地的小伙子。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说她们女婿家是在外地的，她说他在上海，家人都不在，她说我觉得我要对他好一点。我觉得这是现在一部分上海妈妈的想法，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所以我听的时候，其实我挺感动的，就是说实际上上海妈妈的形象，在生活当中是在发生变化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这里，我作为上海人，为上海妈妈说两句话。
然后最后呢，因为今天大家都是年轻人来到这儿，我觉得我也不希望大家或者社会上，对我们文艺界这个行内的年轻人有一种概念的理解。因为大家都知道的原因，可能前两年有好多，让大家特别失望的一些业内人士，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一些人触犯了法律，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如果说一个演员，你在从事这个大众化的工作，你要在公众面前出现的，你连一个起码的公民道德都做不到，我就觉得你没有资格在这个行业里头了。你用什么去引领，去感化，去感染年轻人。但是我今天想说，其实在文艺界，在业内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特别敬业的，特别兢兢业业的。有一些年轻演员，他们可以在电话里跟我聊一个小时，就在聊表演。包括我拍《辣妈正传》的时候，张译有的时候三点钟才睡觉，八点钟又到棚里来了，我说"啊，你怎么那么晚睡觉?"他说"小奚妈妈，睡觉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完了他真的一直在琢磨戏，他们之间好多戏，他跟孙俪两个人都是他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实际上有好多桥段是他们琢磨出来以后为这个戏加分的，而且他们在平时看别的戏的时候，就听他们聊天也非常关注剧的价值取向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其实80后的演员，我们圈里的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积极向上，钻研业务的。他们是正常人，不要概念化地去看他们。
那么最后我想说其实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语的，我们那个年代的流行语是“机会是给已经做好准备的人的”，“是金子总会发光”。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样的话是非常激励我的，然后实际上我说的很多东西，我自己到今天为止，还在身体力行地去努力，去学习，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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