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延迟退休新政策解读：不会导致年轻人就业难
昨天，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多名研究所所长解读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表示，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办法，对就业不会构成大的冲击，也不会因此导致年轻人就业难，但对于大龄劳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劳动者就业会有一定影响。
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表示，适时、适度并且渐进式地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已成为各国调整退休政策的发展趋势。“由于女性退休年龄较低，加上一部分职工从事特殊工种等原因而提前退休，导致目前我国职工平均退休年龄偏低，实际上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是世界上平均退休年龄比较低的国家。”金维刚表示，预计在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难以承受沉重的支付压力。
数据显示，由于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我国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增长，2015年我国参保职工人数与退休人数之比达到2.88：1，预计2035年左右将达到2：1，2050年抚养比将上升到至少1.5：1，且城镇职工缴费年限短(最低缴费年限满15年便可在退休后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而享受养老金待遇的时间长，这一矛盾将随着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而越来越突出。“综合考虑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状况等多种因素，适当提高我国法定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金维刚说。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则解释了实施延迟退休政策对就业的影响，“202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减少幅度将加大，劳动年龄人口从2011年高峰期的9亿多将减少到2050年的7亿左右。”郑东亮表示，固然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但教育年限延长，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减少，社会总体劳动力资源在减少。因此，必须充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而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是一个途径。
郑东亮表示，更多年轻人就业是进入新兴行业，延退占用的就业岗位并不会绝对地替代年轻人的就业机会，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办法，一年延迟几个月，总体上对就业影响有限，而且这种影响会分散到所有行业，对就业不会构成大的冲击，也不会因此导致年轻人就业难。不过，郑东亮也表示，延迟退休对大龄劳动者，特别是技能单一的大龄劳动者的就业有一定影响。为此，需要开发更多的合适岗位，采取有针对性的就业扶持政策，支持这些劳动者就业。
延迟退休方案需全面慎重考虑-
备受关注、关系3亿城镇职工切身利益的延迟退休改革，最近有了新的进展。在7月22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李忠表示，目前延迟退休政策在研究设计过程中，经过一些必要程序之后会把方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地汇集民智、凝聚共识。
许多专家认为，考虑到中国人口结构、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趋势，实行一定的延迟退休政策是必然趋势。也许是为了鼓励公众讨论，7月25日人社部在其网站上专门介绍了一些专家意见，其中一些很吸引眼球。例如，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建议，延迟退休应采取“女先男后”的政策取向，先从低龄退休的女性开始，而男性与到60岁才退休的女性先不延迟;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认为，延迟退休从立法到开始实行，有一定过渡期，即使真正实行后也采用小步慢跑策略，不是一步到位。
这些专家意见都严肃中肯，有利于审慎理性的政策讨论。随着中国医疗条件的改善与生活水平的提升，人均预期寿命上升，在新的更有利的客观条件下，的确可以考虑对退休年龄进行适当的调整。这同时也是为了适应现实挑战：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平均每个劳动者需要支持的老年人数增多，适当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压力。理论上，因环境变化和正当需求而调整公共政策，只要有充足的理由和依据，经过充分的讨论，的确无可厚非。
如金维刚所说，目前中国职工的真实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在国际上偏低，如果适当提高退休年龄，的确可以减少一些人力资源的浪费，增加社会财富。目前中国的制度是男性60岁退休，女工人50岁退休，女干部是55岁。男女退休年龄相差较大，跨国比较来看比较特殊。在此情况下，“女先男后”可以缩小这样的差距，这是对有缺陷制度的修正。此外，如果延迟退休渐进实施，对年轻人就业的影响可能也不会很明显，因为他们偏好的就业岗位与即将退休者会存在一定差异。
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如果实证研究表明两类岗位的确存在比较强的替代性，延迟退休就必须慎之又慎。同理，从更大的方面而言，实行延迟退休将对就业、职工退休后利益、养老保险基金收支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经济学家及其他专家基于数据与调研进行专业分析，而不能偏听偏信，更不能拍脑袋决策。这些专业分析结果应该向社会公布，认真征询民众意见，这是政策出炉的`必要前提。
也要看到，一项整体上合理的政策，对于某些群体来说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压力，比如临近退休年龄的老人。因为老年人接受新技能、适应新工作环境的能力通常较差，所以新政策可能使他们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这就需要做好相关保障工作。同时，发达国家实行延迟退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工作的体力要求很小，劳动者的身体耗损速率较低，而中国必须考虑到蓝领工人很多这一现实。所以，是采取一刀切式的普遍延迟退休，还是针对不同类型劳动者的具体情况，采取分类延迟退休的做法，还得仔细斟酌。即使对同一类劳动者，也可以实行灵活性的因人而异的激励机制，以提高老年劳动者对改革的认同度。
一些学者以发达国家的做法作为改革依据。的确，发达国家的退休年龄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但也要考虑到，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和医疗制度通常而言也更加公平高效。所以，对中国的情况，还要综合评估，是否各项条件已与发达国家接近，如果差距仍然较大，还是更宜靠近发展中国家标准，再图渐进地靠近发达国家标准。
最后，延迟退休是应对老龄化风险的一项选择，但对其效果也不应估计过高。我们更应重视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从财政、公共服务等方面全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同时，重视教育与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高技能劳动者比例，延迟退休才能有更宽松的人力资源条件与社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