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者生三胎 你怎么看？
全国政协委员、孔子第78代嫡孙孔维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计划生育工作当务之急是调整人口结构。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建议高学历者可以生三胎以调整人口素质”。
孔维克委员在接受采访时阐述了三个观点：一是认为当下调整人口结构比控制人口数量更重要;二是建议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三是提议夫妇双方有一人为博士的，可以不受生育名额限制，可以生育第三胎甚至更多，并享受国家一定的补贴，以优化国民人口素质。笔者完全赞同孔维克委员的前述两个观点，但对后一个提议持保留态度。
孔维克委员认为，在过去几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中，使大量的城市相对素质较高的人群生育比例下降，从而导致人口综合素质比例失调。这也是他提议鼓励高学历者多生多育的出发点。笔者认为，孔维克委员描述的症结是准确的。确实，在既往的计划生育调控时期，相对于广大乡村地区来说，具有“单位人”身份的城市高素质人群，生育比例控制确实到位一些。但孔维克委员据此开出的药方是否对症呢?又能否登堂入室上升为国策去颁布实施呢?我们不妨来试着分析一二。
首先来看，高学历只是评价高素质人才若干参照标准中的'一环。我们只能说，高学历人群中存在高素质人才，而不能把高学历等同于高素质。以此类推，任何未实现均衡发展的高能力、高水平、高智商都不能笼统认定为高素质。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演艺界知名人士先后锒铛入狱，去联合上演“监狱风云”了。否认这一点，无异一叶障目、以偏概全。
其次，评价高素质人才是件系统工程。或许我们可以集中各方面的专家，对某一个人的学识、人品、能力等作出评估，由此判断他是否适合某个职位或者岗位。但要将其量化为全国性的判定高素质人才的通用标准，好像不太可能。中国封建社会延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似乎也谈不上选拔了多少高素质人才吧?中国历史上的风流人物，又有几个是从科举制度中走出来的呢?
再者，即使上天相助，让我们真正拥有了识别高素质人才的火眼金睛，给予他们多生快生的特权，就一定能保证“龙生龙、凤生凤”吗?人类的繁衍难道就如网络复制那般简单吗?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演艺界一些德高望重的艺术家，他们的后人却恰恰相反，偏偏不走正道，非要沦为嫖娼或吸毒的阶下囚呢?其实，一个人是否能成为日后的高素质人才，离不开先天的孕育，更离不开社会的熏陶。爱因斯坦所谓“天才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这句名言，就把这一切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再来看看，假如孔维克委员的提议得以施行，会出现什么后果。其一，一个基本的常识是，现代文明社会有一条不可逾越的规则，即所有的公民都应享有包括生育权在内的平等权利。如果将博士以上学位的人群定位为高学历人群，给予任意生育特权，等于又把人分为了三六九等，实际上是在制造新的社会不公，显然与社会公平公正的旨义相悖。其二，如果高学历的生育特权得以确立，势必引发拼文凭的风潮，甚至拉关系、走后门以获取文凭或者文凭造假之风也会大行其道。其三，高学历人群有了绿色通道，那些虽不具备高学历但照样功成名就的体育界、演艺界、科技界、工程界乃至餐饮界人士，又该怎么办呢?
其实，就算把任意生育特权赋予了那些高学历人群，他们就能为国分忧，大生特生吗?生育乃至抚养一个孩子，需要多少开支，多少时间?何况还是三个以上。他们既然属于高素质人士，即使金钱足足够用，也必然不会为生孩子而抛弃事业，否则，还谈得上什么高素质人士呢?
厘清了上述问题，我们就不难得出定论：孔维克委员的提议，出发点是好的，初衷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实打实的落实，却是不靠谱的，只能说说而已罢了。要提高人口素质，除了实现优生优育以外，更重要的是，应以抓好教育改革为契机，全方位的、逐步的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可能去孕育出众望所归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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