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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就该这样发！
靠惯例来经营企业,例如，声称自己“按行业普遍标准支付工资”，是行不通的。就好像不会有人说，“跟别人的产品相比，我的商品既不质优，也不价廉。”哪个正常的厂商都不会主张：只有买最便宜的材料才能制出最好的产品。那为什么还常有人言之凿凿，要求“精简工人”，声称降薪会使整个国家受益这只意味着降低购买力，缩小国内市场。如果工业如此经营不善，不能让人人都过上像样的生活，那还要工业有什么用没什么比工资问题更重要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都靠工资生活。他们生活质量的高低——工资的厚薄，决定了国家的繁荣与否。
福特的所有工厂都实行日薪6美元的最低工资;之前规定是5美元;再之前则是该付多少我们就开出多少。按过去的旧标准支付薪水是不道德的，会这样做的企业是最糟糕的企业。
首先来谈谈雇佣关系。很少有人称雇员是雇主的合作者，但他还能是什么呢当一个人自己的时间与精力应付不来企业的管理，他会雇名助手与他合作管理;那么，如果一个人自己的体力应付不来企业生产，他为何不能称那些来帮他生产的人为“合作者”呢任何一家雇用超过1人的企业，都存在这种合作关系。一旦一个人请别人来协助自己——即使这名助手不过是个毛头小伙，他便有了一名合作者。即使一个人拥有全部资本与生产材料，全权决定公司运营，但除非他靠自己一个人管理，一个人生产，他才可以称自己完全独立。只要还需他人帮助，一个人就不是独立的。这是一个相互的关系——老板是员工的合作者，员工是老板的合作者。因此，无论哪一方，都不该认为自己是必不可少的。两者都不可或缺。如果有哪一方颐指气使，都是以对方的损失——最终也是自己的损失，为代价的。资本家或劳动者若分成两派，相互对立，实在是愚钝至极。双方本互为合作者，如果针锋相对，损害的只是组织的利益。而在这个组织中，他们本应该互相合作，从而双双受益。
作为领导者，雇主应努力付出比行业一般标准高的薪水，而工人则该努力使之成为可能。当然，在每家企业好像都有人认为，即使自己全力以赴，到头来也只有雇主得了好处，自己分不到半点利益。很遗憾会有人这样想。但这些想法确实是存在的，或许还有几分道理。如果雇主总是督促工人们拼命工作，可工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竭尽全力工作也得不到回报，那他们自然会恢复“敷衍了事”的状态。但如果在他们领工资时，发现辛劳工作得到了回报，这回报证明了更努力工作就有更高的工资，那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企业的一分子，企业的成败取决于自己，个人的得失也取决于企业。
“雇主该付多少薪水”“员工该领多少工资”这些不过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基本的问题应该是：“企业能承受多少开支”
无疑，没有一个企业能承受入不敷出。就像是从井里抽水时，抽水的速度如果大于水流入的速度，井就会干涸，靠井取水的人只能忍受口渴。或许他们认为，一口井干了，可以再抽别的井——那所有井都干涸就不过是早晚的事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更为公平地分配报酬。但必须认识到，报酬也是有限额的。企业的规模设定了这些限制。一家企业若只赢利10美元，是拿不出15万美元来分发报酬的。企业限制了工资，那什么限制了企业企业故步自封往往是由于遵循不好的先例。
如果工人们不再讨论“雇主应该这样那样做”，取而代之，讨论“企业应该这般激励生产，那般管理，这样它便能做到这样那样的事”，那么，他们便能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因为只有企业才能支付工资，只有以企业为保障，雇主才能发得出工资。但如果根据企业状况，明明可以发更高的工资，雇主却拒不这样做，该怎么办呢一家企业，通常对许多人来说就意味着生活来源，是不可恣意损害的。损害一家企业无异于犯罪，因为许多人在此工作，以此为生，实现自我价值。罢工也好，停工也罢，损害的都是企业，百害而无一利。雇主打量着员工们并寻思着，“我能让他们接受多低的工资”员工们回瞪并揣测道，“我们能逼他开出多高的工资”这些都无助于事。双方最终还是要回到企业身上：“怎样才能使这企业稳健运营并获利，能让我们都过上安稳舒适的生活呢”
但绝非所有人都能将这点想明白。短视的陋习，一时难以根除。对此我们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任何规矩或法令可使之改变。但如果能意识到这关乎切身利益，人们便会改变这一陋习。虽然尚需时日，但一定要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一点。因为一个企业里，雇主和员工都是为同一个服务的目的而工作时，这个企业定会稳步发展。
那么，我们所说的更高的工资，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更高的工资，是指比十个月前或十年前高的工资，而不是比该付的多的工资。今日的高工资在10年后再看也许就是低工资了。
如果对企业经营者来说，努力提高分红是理所当然的事，那他也理应努力开出更高的工资。但付工资的并非经营者——当然，如果他能付却不愿付，那就是他的责任了;单凭经营者是付不了高工资的。高工资要靠工人们自己挣得。工人的劳动是生产力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经营不善可造成劳动与材料的浪费，使劳动成果付诸东流。反过来，劳动也可使苦心经营前功尽弃。但在良好经营与诚实劳动中的合作关系中，还是工人使高工资成为可能。工人投入能力与技术，如果他诚实劳动，全身心投入工作，他就应该获得高工资的回报。不仅因为这是工人挣得的，也因为很大程度上正是他创造了高工资。
然而，也该清楚一点，是车间生产造就了高工资。没有车间的生产劳动，高工资是不会出现在薪水袋里的。永远不会有哪个工业体系是不需要生产的，自然法则规定了这一切。谁都不该游手好闲，不思进取。工作使我们心智健全，使我们自尊自爱，使我们获得救赎。工作远非诅咒，而是上天赐予我们最好的事。只有诚实劳动才能生成社会公平，多劳者多得，因此，在工资里有没有施舍救济的因素。那种为企业鞠躬尽瘁的工人，是一个企业所能拥有的最好的工人。但不能指望着，不用对其功劳作适当认可，他也能这么一直工作下去。如果一个人感到，无论他怎样努力工作，都得不到充足的回报，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他就不处于工作状态。他感到焦虑、担忧，这反过来又影响了他的工作。
相反，如果一个人感到，他每天的工作不仅维持了生计，还能让自己过上较舒适的生活，能让子女们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能让妻子生活中享有一些闲趣，那工作在他看来就很不错，他就会愿意尽全力做好这工作。这对他，对企业，都不失为一桩好事。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日常工作中得到满足感，他其实就错失了工作回报中最好的部分。
因为每日的工作是件很重要——非常重要的事!它是世事之基，自尊之本。而雇主应比他的员工更努力地工作。一个认真履行自己职责的雇主，一定是个工作努力的人。他不能说：“我手下有数以千计的人为我工作。”实际上，是他在为这数以千计的人工作——他们工作得越好，他就越忙，忙于安排他们生产出的产品。为了做预算，工资与薪水都有事先定下来的数额，它们都是事先定好的利润分配。但在年末将近时，我们常发现能付得起更高的工资，那就该这么做。既然我们一起工作，每个人都有权利分得利润——无论是以高工资、薪金，还是补贴的形式。现在，人们已开始普遍认识到这一点。
如今有种明确的要求，要将人的作用提高到与机器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将会实现。问题在于，是采用明智的方法，既不损害现在仍为生产支柱的物质方面的作用，又同时提高人的作用;还是以不明智的方式，摈弃过去多年累积的物质财富。企业意味着国计民生，反映经济进步。我们并不想损害企业的利益，我们想做的只是更好地认可人在企业中的作用。不用引发混乱，不用造成任何人的损失，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让每个人都受益。秘诀便是，认可人与人之间合作关系。除非每个人都能完全自给自足，在任何方面都不需他人服务，否则我们仍需要与他人合作。
这，便是工资的基本事实：合作关系中的利益分配。
什么时候工资可以被认为是足够的呢通过工作，期望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是合乎情理的呢你曾想过工资的作用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么如果说工资应该是承担得起生活开支的，那跟没说没什么两样。生活开支大部分取决于生产和运输的效率，而生产和运输的效率，又由管理和工人工作的效率决定。辛勤工作与完善的管理，理应带来高工资与低开支。如果我们试图以生活开支为准来制定工资，是理不出头绪来的。生活开支是结果，因为生产、管理等产生它的因素一直在改变，我们是没法指望它稳定的。试图以生活开支为准制定工资，就像是一条狗追着自己的尾巴跑。再说了，谁又能规定，计算开支该以哪种生活为依据我们不妨开阔思维，看看工资对工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应该意味着什么。
工资承载着工人车间工作外的全部负担，意味着工作时必要的服务与管理。每日的生产工作，是人类开采过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之矿，自然能至少负担工人在工作外的全部开支，自然应照顾到工人垂暮之年的生活——那时他不能也不应再劳动了。要做到这些，企业就应该按一个生产、分配、奖励的规则来调整自身，这样，它的利益不会再落入那些无助于生产的人兜里。我们要建这样一套体系，使之既不依靠仁慈雇主的善意分发工资，也不会被邪恶自私之徒利用。因此，我们需在生活的确切事实中找到基础。
一斗小麦值1美元也好，2.5美元也罢，一打鸡蛋是12美分或者90美分，每日劳动所耗体力都是一样的，那么，这对每日生产工作究竟有何影响呢
如果只考虑工人自己的话，要计算他的生活开支和应得报酬就很简单。但工人并非孑然一身，与世隔绝。作为一个公民，他为国家福利作贡献。作为一家之主，他可能膝下有儿女，要用挣来的钱将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材。我们必须将这些都考虑到。你怎么去计算，家庭为每日工作付出多少如果按工作量付工人工资，那他的工作又有多少该归于他的家庭多少是归于他作为公民的身份多少是归于他作为父亲的责任工人在工厂工作，他的妻子在家里也是在工作，工厂必须为他们两人支付工资。在什么样的计算体系中，家庭也在一天的工作成本中占一席之地一个人的生活本身，是不是工作的“成本”一个人有能力拥有一个家庭，算不算“收益”是否每日工作的回报应该以现金计算，以满足一个人自己及其家庭的需求后所剩金额数为衡量标准还是说，严格在生活开支范围内考虑这些关系，收益应该另外来计算也就是说，在让工人养活自己及其家庭后，在让他们有衣穿，有房住，让其子女接受教育，让他们享有小康生活之后，是否也该提供更多钱让他们用作积蓄这些是否都是工资需涵盖的呢我认为是的。否则，孩子们将前途惨淡，母亲们也不得不出去工作。
这些问题都需仔细观察和精准计算。也许，没有一项与经济生活相关的事，能像认识到每日工作需承担多少负担更令人诧异了。
也许我们能精确算出——虽然干扰因素甚多——每日工作会消耗工人多少能量;但是，要准确算出需补充多少能量，才能使这人第二天继续工作，却是完全不可能的。同样也不可能算出，这些消耗的体力中有多少是再也补不回来的。经济尚未能建立一种补偿工人体力消耗的基金。虽然可以用养老金来代替这种补偿，但养老金并不等同于每天工作应得的回报，无法负担生活开支、体力消耗，以及体力劳动者不可避免的身体衰竭。
至今即使是最高的工资，也没有达到应有的那样高。企业组织仍不完善，目标仍未明确——企业目前所付工资不过是该付的一小部分，企业的目标应该是付比这要多的工资。这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工作。谈论废除工资制度，建立公有制，全然无济于事。只有在工资制度下，才可以按劳分配。废除这一制度，则会滋生普遍的不公平;完善这一制度，才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公正。
多年来，我对工资有了不少认识。撇去其他不说，首先，我相信销售量有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支付的工资数额。如果我们发高工资，这些钱将会用于消费，会使商店老板、批发商，以及其他行业的厂商和工人更富裕，他们的富裕反过来可提高我们的销售量。全国范围的高工资可促进整个国家的繁荣。当然高工资的前提必须是高产出。如果产量下降却支付高工资，那么企业只会日渐衰颓。
在一段摸索期后，我们才确定了在工资方面的政策。在T型车完全投入生产后，我们才认识到怎样分发工资才合理。过去，我们采取的是利润分配的形式。前些年，每年年末，我们将盈利的一部分分发给员工。例如，早在1909年，我们以工龄为标准分发了8万美元。工龄为1年的工人领取其年薪5%的红利;2年者，7.5%;3年者，10%。有人反对这种方式，认为与日常工作无直接联系，在工作久已完成后，一个人才领得他应得的一份，而那时，它的到来几乎像礼物一般。将工资抹上慈善的色彩，总是件很遗憾的事。
而且，那时也未能根据工作性质科学地调整工资。B类工的工人可能比A类工的工人工资高，但实际上A类工对技术与体力的要求可能更高。除非雇主与员工都认识到，工资标准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来的，否则，工资方面会滋生大量不公现象。因此，1913年，我们开始对车间数以千计的操作进行用时调查。通过对用时的调查，我们可在理论上确定一个工人的产量应该为多少。如果再将各种因素考虑在内，就可以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每日标准产量。然后，再结合所需的技术，就为工作定下了一个等级。该等级可清楚地反映一项工作所需技术与体力，以及负责此工作的工人应该领取多少工资。不经科学调查，雇主工资付得不明不白，工人工资领得糊里糊涂。通过对厂里所有工作进行标准化计算，我们完成了对工资等级的制定。
我们不计件付工资。有些工人领日薪，有些领时薪，但几乎无论哪种，都有规定的最低生产量。如果达不到这个生产量，不管是工人还是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工资是否已挣得。在能真正付工资之前，必须完成确定的工作量。如果说看门人只要人到了便能领工资，工人则只有完成了工作才能挣得工资。
根据已掌握的情况，1914年1月，我们宣布正式实行利润共享计划。该计划规定，所有工作，在一定条件下的最低工资都是每天5美元。同时我们也将每日工作时间降为8小时——之前是9小时一天——也就是说一星期改为工作48小时。这完全是我们自主自愿的决定。所有工资标准都是我们自愿定下的。这在我们看来，有利于社会公平，而且说到底，这样做也是为了自己的满足感。如果你感到，自己能使其他人幸福，能多少减轻同胞肩上的负担;感到你自己多提供一点工资，别人或许就可以存起积蓄，享有闲趣——你便会觉得愉快。善意是生活仅有的真正财富之一。有志者事竟成;但除非他最后收获善意，否则他也没有什么获益。
这样的工资标准并不带任何慈善救济的意味。不过这点并未得到广泛的理解。不少厂商认为，我们这样宣布不过是因为财大气粗，想做个宣传。他们指责我们破坏了行规——违反了尽可能压低工资的习惯。此种行业习惯毫无可取之处，应当被摈弃，而且终有一天会被尽数摈弃。否则，我们无法消灭贫困。并不是说，我们愿付也付得起高薪，就作了这样的改变;而是因为只有我们这样做了，企业基石才更为持久稳固。我们不是在分发什么，而是在为未来建设。一家支付低工资的企业总是岌岌可危的。
可能没有哪家企业的声明，能像这项声明一样引起世界范围内的讨论;但绝大多数人都误会了这项计划的意思。工人们普遍认为，不管自己做的是什么工作，都将得到5美元。
事实则与普遍的认识略有出入。该项计划旨在分发利润，但并非一直等到获利后，而是提前算出大致数目，以一定的条件，加在工龄6个月以上的员工的工资上。有三类员工可享有这一计划：
(1)已婚男性，与家人同住并负责照料他们的生活。
(2)22岁以上单身男性，能证明其生活节俭。
(3)独自赡养照料家中亲戚的22岁以下单身男性，以及妇女。
员工们首先领取的是其正常工资——比当时行业中的普通工资平均高出15%。然后，符合条件者领取其红利。工资加上红利，每日最低收入有5美元。利润分配率是以小时为准定的，同时参考了时薪的数额，这样，拿最低时薪的人可享有最更高比率的红利。红利与工资一起，每2周一发。譬如，一个工人时薪为34美分，其红利为每小时28.5美分——这样他的日薪就是5美元。时薪54美分的工人，红利为21美分一小时——他一天便能挣得6美元。
这是一种利润共享计划，但有其前提条件。工人及其家庭应清清白白，奉公守法。倒不是要家长式地干涉工人生活!——虽然这的确滋生了家长式作风，我们后来也因此重新调整了整项计划和社会福利部门，但我们的初衷是，一个明确的动力使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最好的动力莫过于对正直生活的金钱奖励。一个好好生活的人也会好好地完成他的工作。其次，我们也想避免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工作标准。战争时期便证明了，如果太快增涨工人工资，有时只会使他们愈发贪心，从而降低其工作能力。如果一开始，我们只是简单地提升工资数额，那很有可能工作标准也随之土崩瓦解。依据新计划，许多工人的工资都翻了一番;他们很容易认为“钱很好赚”。这样的想法会毁了工作。过快增涨工资是很危险的——无论这工人之前日薪为1美元还是100美元。事实上，比起时薪由1美元涨到3美元的工人，一夜之间工资由100涨到300美元的工人更容易做出傻事。
尽管其执行方式有时可能颇琐碎，然而最开始的计划所坚持的标准并不琐碎。社会福利部门拥有大约50名调查员，他们的判断力都是很出色的了，但要他们的判断都如出一辙则不大可能。他们时有犯错——你总会听到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期望，为了拿到红利，已婚男子会与家人同住并好好照料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改掉许多移民工人将家租给房客的陋习。他们将家看做可从中获利的地方，而非生活的地方。不满18岁的年轻男性如果有亲属要赡养，也可以领取红利;单身男性如果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也可领得。数据记录能最好地证明该计划本质上是有益的。刚实行这项计划时，有60%的工人符合标准;6个月后，78%;1年后，87%。而1年半后，只有不到1%的人不符合标准。
高工资也带来了其他益处。当1919年最开始的计划实行时，我们雇了14000名员工，且为了保持14000人的常规劳动力，每年必须招工53000人。而1915年，我们只新招了6508人，且他们大部分是因企业发展而新拓的。但如果以过去的工人流动率和现在的生产规模计算，我们一年该招20万工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使厂里的工作都是一学就会，我们也不能每个早上、每一周、每个月都招进新人;因为，即使一个人在两三天内便能以合适的速度完成一定量的工作，如果有了一年的经验，他总归比刚开始时要熟练。改变了工资制度后，人事变动不再给我们造成困扰。要给出确切的数据也很难，因为当我们未全面开工时，我们让员工在各部门轮流更替，使得工作在最大范围内进行分配，所以很难区分自愿和非自愿调离。现在，我们已不记录数据了;我们都不太为人员流动劳神了，所以也不再专门记录数据。据我们所知，每月人员流动率仅约为3%至6%。
之后我们对这一体制作了变动，但从未背离以下原则：
如果你期望工人投入时间与精力好好工作，那就稳定他的工资。这样，经济上他就再无后顾之忧。这会得到回报的。在支付丰厚的工资与红利后，体制调整前，一年红利总额约为1000万美元，我们所获利润表明了，开出优渥的工资是使企业获利的最好方法。
有人反对这样按表现发红利的工资支付方式，认为这会导致家长式作风。企业不容许家长式作风的存在，那种探听员工个人隐私的福利工作已过时了。人们需要咨询，需要帮助且通常是个人化的帮助，为让工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工作,这些都应做到。然而比起来自外部的社会福利工作，这种投资参与的计划，广泛、可行，更能巩固企业，加强组织。
在不改变原则的前提下，我们对工资支付方式作了变革。
雇主指望着一年的盈利，工人也得指望一年的收益。但他们都得按周来工作。当他们能以可接受的价格接到订单或找到工作，他们就可以开工。经济繁盛时期，订单和工作机会纷至沓来;萧条淡季则少之又少。企业的状况总是要么大享肴馔，要么就食不果腹，生意总是非“好”即“坏”。无论何时，都不会出现人人都感到自己拥有太多，自己太过于舒适幸福的情况;然而有些时候，虽然世界对商品、机器对工作的需求量虽达到惊人，这两者——需求及满足这一需求的方法，却硬是被金钱阻隔开。
生产与管理都时好时坏。我们不是稳步前进，而是断断续续地发展，一会行进过快，一会则全然停止。当有许多人都想买东西时，便称货物短缺;当没人想买时，又说是生产过剩。我知道货物总是处于短缺状态，但并不认为会有所谓的生产过剩。在一定时期，我们可能会积压过多不对路的商品。但那不是生产过剩，而仅仅是不经思考的生产。也有可能因为定价过高而积压商品，那也不是生产过剩，应归咎于糟糕的管理或筹措资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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