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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农民工薪酬困局
2012年的春节渐行渐远，当喧嚣的气氛沉淀下来，能够留存下来的最为清晰和深刻的记忆还是蔚为壮观的春运浪潮。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文化———寻根、恋家;也有人说，春运的主体是农民工，春节期间势如洪流的农民工返乡潮只是在无言地告诉人们，城市对众多农民工依然陌生，他们依然将自己的根定位在遥远的农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肖金成，1995年就写有《农民进城的正负效应分析》报告，对这一课题研究颇深。近日，记者就农民工话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农民工尴尬的身份界定
《中国企业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产品外销不畅，东莞众多企业裁员减亏，大批农民工在城市无法立足、纷纷返乡。2009年，经济回暖，当地企业又因为短缺劳动力而四处招工。农民工就像潮汐，来得快退得猛。请问，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民工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肖金成：工业化催生出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上发生了转换，可是却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成了“农民+工人”。如你所看到的，当经济繁荣时，企业能够吸纳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农民工背井离乡、撇妻离子，吃住在工厂进行打拼。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成为企业甩包袱的最直接对象，不得不重新回到土地上寻找依靠。可以这么说，在城市打拼的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的困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空间上的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即劳动力维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高度分离的。
人口红利主体没有收获红利
《中国企业报》：有人认为，虽然许多农民工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根定位在农村;虽然中国农民工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实在不够紧密，但作为中国人口红利的主体，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然是不可替代的。既然农民工为中国的GDP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什么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人没有成功实现角色转换呢?
肖金成：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单从中国农民工和中国企业的雇佣关系寻找原因，就是薪酬过低。在中国，吸纳农民工的企业多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附加值本身就不高。农民工作为中国人口红利的主体，又曾经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沦为廉价劳动力也就不足为怪。
具体而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外向型出口产业的发展，其间劳动力成本低成为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也低，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是农民工在付出很多代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工资低，农民工的孩子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成为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由于工资低，农民工成了游离在家庭之外的人，无法享受到健全家庭的幸福。更为可惜的是，在农民工付出代价的同时，中国城市化的机遇也擦肩而过。
《中国企业报》：农民工的薪酬问题对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据了解，重庆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个别地方高校要求一些农村学生将户口落到城市，结果是这种“被城市化”的做法遭到一些农村学生的抵制。所以，就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言，缓慢的原因是不是跟人们的观念有关?
肖金成：我认为，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很不合理，尤其是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第一次分配就是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其中，劳动的主体是农民工。
农民只身到城里打工，家属和子女留在老家，并非他们不想生活在城里，实属无奈之举。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农民工报酬增长极为缓慢，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一直保持在过低的水平。据了解，同样辛苦的工作，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普遍要比务工地社会平均工资低很多。
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工人的报酬不仅包括工人个人的消费及提高自身能力的费用，还应包括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费用，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部分费用是在城市的生活支出而非在农村的生活支出。
但农民工的报酬中基本上不包括这一部分，他们没有能力将子女带在身边，只能将其留在农村，由自己的妻子或自己的父母来抚养。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天伦之乐，还会使子女的身心受到伤害。如果农民工的报酬不能很快提高，农民进城工作和生活的欲望将大打折扣，那就不仅是“民工荒”的问题，就会延缓中国城镇化的进程与现代化的进程。归根结底，农民工的报酬过低，农民工得到的报酬只能满足自己的温饱，很难满足其家属在城里的支出，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
你所提到的农村学生不愿意农转非的问题，我认为无外乎两种解释：一是土地增值及担心丧失在农村的权益;二是他们对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及生活保障存在极大担忧。
利润并非只靠压榨劳动力成本
《中国企业报》：企业的逐利性是不可更改的。据我所知，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已有一些外资企业将工厂搬迁至越南等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地区。劳动力价格和成本优势这一两难问题是不是一个难以跨越的瓶颈呢?
肖金成：问题不会这么简单。比如中国企业在非洲建厂，会从内地招许多工人过去。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地的劳动力价格远远高于雇佣中国工人的工资。现在，许多专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即劳动力成本是否就成为构成产品竞争力的根本因素?劳动力报酬的弹性到底是多大?据实际调查，美国劳动者的报酬是中国劳动者报酬的10倍以上，所以，即便将中国农民工的报酬提高一倍两倍，也不会影响中国产品的竞争力。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以支付农民工低廉的工资所换取的产品价格优势，真正受益的是美国、欧洲发达国家的居民。然而，即便美国和欧洲国家消费了无比便宜的产品、导致了无比严重的浪费，他们并不感谢我们，动辄就给中国政府和企业扣上“倾销”的帽子。中国企业实在应该从这些现象中获得一些警示。
《中国企业报》：面对蒸蒸日上的苹果，近日有人指出，它是借道富士康在中国建立血汗工厂才发迹的。美国相关组织来华调查后，承认这些代工厂存在问题，譬如代工厂的利润被极度挤压，中国工人(多数为农民工)的薪酬和劳动强度极不相称。如果苹果针对调查结果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上有所改变，能否对中国的相关企业产生示范效应呢?
肖金成：中国的人口红利成就了中国经济，也一定程度上惠及了欧美等国家，唯独亏欠的就是农民工。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4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农民工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制造业方面，我国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在改革开放的发源地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曾经10年间没有上涨。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扭曲现象首先表现为劳动力价格严重滞后于经济增长。被压低的劳动力报酬难以弥补消费、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成本，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流出。
至于苹果能否以美国的标准规范在华代工厂，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苹果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拥有低成本，在中国的销售市场拥有高价格。如果苹果能让中国工人的薪酬回归相对合理的水平，自然善莫大焉。如果真这样，对于中国企业的启示就是：利润并非只有压榨劳动力成本这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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