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过得轻松点儿

为什么不能过得轻松点儿

　　为什么要工作?人们会说，因为要生存。那如果生存不是问题，为什么还要工作呢?

　　去年到现在，时不时就会传出有人辞职隐居去了。先是终南山，去年年底就曝出一个广东的企业高管，放弃百万年薪，隐居终南山。这个著名的隐居地，据说已经有数千隐士了。前段时间，网上又热传一个故事：一对上海夫妇，辞职在家，一年下来才花两万元——终于从“小隐隐于野”走向了“大隐隐于市”。都说工作是为了活得更好，但在他们看来，过简朴悠闲的日子才叫活得更好。

　　这种事情放在很久以前，也许并不值得惊讶，而是常态。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石器时代经济学》一书中，描绘的原始社会和我们惯常想象的不同，那并不是一个辛苦劳作仅能糊口的社会，而是一个“原初丰裕社会”。人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有的部落“在一整年里，用在获取食物上的时间，平均下来每天不足两小时”。因为狩猎采集如此之容易，他们很抗拒农业：“世界上有那么多芒果栗子，我们为什么还要种地?”

　　原始社会的“丰裕”是因为他们需求很少，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反观我们现在的时代，总是有太多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人活得幸福与否，拥有物质的多寡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欲望能否得到满足。有两种解决方案，一种是拼命满足自己越来越多的欲望，一种减少欲望降低满足的难度。大多数人在前一条道上狂奔，极少数人停下来掉头而去。

　　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消费社会”，有需求要满足，没有需求也要制造需求来满足。想想看我们的手机换得有多勤，有多少新功能是我们所必需的?这只不过是宣传广告给消费者施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迫使他们相信换个手机的必要性。世风如此，以至于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宣称格力手机功能齐全，可以用三年不换反倒成了笑料。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说：“欲望借广告来人工制造，借推销术来发生催化作用，借劝导者的谨慎操纵以形成，表明这些欲望是并不很迫切的——饥饿的人从不需要人们告诉他需要食物。”

　　说到这里有贩卖心灵鸡汤的嫌疑。劝人清心寡欲做个隐士并不符合普遍人性，正如成功学鼓舞人们都去做亿万富翁也不现实一样。作为谈资，需要的是传奇故事，但要指导生活，需要的是中间状态：既不要太穷也不必太富，既不要太忙也不必太闲。问题在于，如今的中国人活得实在太累了。不必与石器时代的人对比，那太遥远。就拿现代国家来说，澳大利亚一向以闲适懒散著称，北欧国家，也大抵如此，美国很多小镇的生活，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无聊透顶。即便南美、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不像我们一样疲于奔命。

　　“中国人为什么活得累”是一个讨论过无数次的话题。有人总结为：“太看重位子，总想着票子，倒腾着房子，放不下架子，撕不开面子，眷顾着孩子。”这只是表象，根本原因是内心欲望与实现能力之间的巨大反差。一头是高高翘起的欲望，相比之下，南美、东南亚国家虽然经济水平未必比中国更发达，但国民对物质的渴望远不如中国人，不至于过于痛苦。一头是低水平的实现能力，因为分配不公和保障体系的缺失，导致中国人既缺钱消费也不敢消费。

　　一种丰裕社会是石器时代的，还有一种丰裕社会是属于现代的。正如加尔布雷斯在他那本著名的《丰裕社会》一书中所说的，当物质供给达到相对丰裕的时候，就需要考虑一下社会平衡之道了，也就是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平衡。市场经济带来私人商品的极大繁荣，相应地，公共服务也要跟上，诸如教育福利、失业救济、养老保险等等。它最终带来的是人的自由度大大拓展，这就包括了更多的闲暇：1850年工人的每周工时平均几近70小时，一百年后，平均每周工时为40小时。既然人们对物质的需求不再那么急迫，当然可以多休息休息，活得轻松点儿。

　　中国也在慢慢开始跨入这个阶段。去丽江、上终南山、隐居上海，无不在传达这样一个信号：我们不要那么忙忙碌碌而不知所终。当人们的观念开始转变的时候，同时就构成了对政府治理的挑战：这不再是一个单纯追求GDP的时代了，而应该以人的自由来看待发展。3月25日是中国实行双休制整整20周年，新浪网发起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人支持四天工作制。四天工作制是否可行姑且不论，但至少说明追求更多的闲暇成了多数人的明显意愿，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心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