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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弗里丹：个人即政治
《贝蒂·弗里丹：个人即政治》是2013年8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苏珊·奥利弗。本书介绍了贝蒂·弗里丹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以及作者对她的审视与肯定。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贝蒂·弗里丹：个人即政治，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内容提要
她是有着三个孩子的幸福母亲，她会投入地设计和装饰自己的家庭，享受着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极大快乐，她也有着一颗少女心，“想恋爱，想被人爱，想被人需要”——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再典型不过的传统女性，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起并推动了影响世界的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
贝蒂·弗里丹是一个性格复杂的天才，她在生命中开拓出了自己的道路；这是痛苦的、艰难的，但终是令人振奋的。作为学者、记者和活动家，她追求平等的公共活动从1950年代的郊区延伸至20世纪末。由个人经历驱使，弗里丹在史密斯学院聚集力量反对反犹主义；作为劳工联盟的记者，揭露了工资歧视；在《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地解释了家庭内的不满，并建立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
本书感情细腻，追随弗里丹为了平等的近50年奋斗，不仅展现了弗里丹的个人经历如何影响她的政治生涯，也展现了她的政治生涯如何改变了美国。
作者简介
苏珊·奥利弗Susan Oliver
苏珊·奥利弗受到弗里丹思想的鼓舞，花了8年时间，完成了乔治·华盛顿大学学士学位课程。之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得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洛杉矶地区喜瑞都学院(Cerritos College)的历史学教授。
“美国传记”选取了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或是女权运动的急先锋，或是自由主义的倡导人，或是种族独立的维护者……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美国这个独特的国家。
《女性的奥秘》作为一本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女权运动的畅销书，它的作者却一直极为低调、不为人所知。本书以细腻的文笔，为读者们描绘了贝蒂·弗里丹的“女权”生命。
相信没有一个美国女性不知道《女性的奥秘》，这本女性主义的经典之作是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非小说类作品。但是，此书作者贝蒂·弗里丹的生活却鲜为人知。在本书中，苏珊·奥利弗用细腻的文笔描绘了这位学者、记者和活动家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并清楚地解释了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的复杂命题。此外，难能可贵的是，虽然弗里丹终其一生都未能摆脱她的成名作给她带来的负累，但本书作者却注意到了弗里丹为突破已有成就所作出的努力：她在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上为女性争取平等，在80年代研究老龄化问题，在90年代调查公共政策。奥利弗给予了贝蒂·弗里丹充分的审视和肯定。
主要成就
贝蒂·弗里丹是美国女权运动史上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主要女性主义思想于《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得到了充分而详尽的呈现。在这部美国女性主义经典著作中，弗里丹揭露了女性奥秘论的本质，解构了源自美国主流文化的歧视性性别话语，并鼓励美国女性争取作为完备的人类所应享有的生活。弗里丹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女性主义思想于美国内外以实现性别平等为目标的斗争而言，均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贝蒂·弗里丹还领导设立美国全国妇女组织（简称NOW）、美国全国堕胎行动联盟（简称NARAL）、美国全国妇女政治核心小组等，进一步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在就业方面，她领导全国妇女组织成功地说服美国总统林登·贝恩斯·约翰逊于1967年签署了行政命令，禁止在与联邦有关的就业范围内实行性别歧视；在堕胎权利方面，在她领导的NOW与NARAL等组织共同合作下，使得“罗诉韦德案”的判决有利于美国妇女堕胎权，并在法律上依然有效。这标志着美国妇女争取堕胎权利的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在离开政治组织之后，弗里丹回顾了参加女权运动的经历，写成《第二阶段》一书，为妇女运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人物评价
《美国当代文学》：弗里丹的著作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宣言，而不是它的文学性内容，但它的愤怒的热情引起读者越来越广泛的反响，己经使它成为女权运动的经典著作。
《纽约时报》：贝蒂·弗里丹于1963年所著的《女性的奥妙》一书“点燃了当代女权运动，并因此永久改写了美国等国家的社会结构”。
希拉里·黛安·罗德姆·克林顿：我为贝蒂·弗里丹的过世深为悲伤。她是美国最响亮的声音之一。通过终生的社会活动和强有力的写作，她为美国的男男女女以及后代人打开了大门，打开了心灵，打破了对女性限制的栅栏；扩展了女性的机会。我们所有人都是她设想的世界的受益者。
人物争议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9年称“全美妇女组织”（NOW）与女同性恋者的任何潜在联系都是“薰衣草威胁”（“紫色威胁”，Lavender Menace），不想玷污她的组织的声誉，她领导“NOW”与女同性恋者保持距离。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和其她女同性恋女权活动家则在1970年5月1日采取行动，她们穿着印有“薰衣草威胁”的T恤参加了一场知名女性的活动。她们赢得了人群的支持。在1971年“NOW”的下一次全国会议上，该组织改变了方向，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女同性恋者的权利是“女权主义的合理关切”。
贝蒂·弗里丹在1977年悔改了她过去的异性恋主义，并将女同性恋权利视为一个不可谈判的女权主义者的目标。从那以后，它一直是“NOW”的使命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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