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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六晒书节
农历六月初六，相传为“天贶(kuàng)节”，又称“晒书节”。民间传说：宋代时有一年六月初六，上天赐给宋真宗赵恒一部天书，赵恒将天书视为珍宝，收藏起来。为了防止“天书”霉蛀，每年六月初六这一天，他都要把天书拿出来曝晒。后来读书人也在六月初六这天，将所藏的书籍、字画摊在太阳下晒，故称六月初六为“晒书节”。
晒书的方法
关于晒书，《西游记》第一百回里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故事：唐僧师徒被通天河的老鼋幌落入水，上岸又避过风、雾、雷、电的劫扰后，发现经包已湿，于是“太阳高照，却移经于高崖上，开包晒晾”，然而“不期石上把佛本行经沾住了几卷，遂将经尾沾破了。所以至今本行经不全，晒经石上犹有字迹”。向阳的高崖成了“晒经石”，民间类似这样的传说和地方还有不少。只是，在大石上晒书，若石面粗糙不平，也往往会损伤图书。所以，晒书不能将图书胡乱堆放，应讲究一定的方法。
唐代陆龟蒙晒书有“晒书床”，他在《袭美以公斋小宴见招因代书寄之》诗中写道：“早云才破漏春阳，野客晨兴喜又忙。自与酌量煎药水，别教安置晒书床。”(《全唐诗》卷624，中华书局，1960)这个“晒书床”到底形制如何，已不得而知，但结合图书的特殊性来看，应该是颇为讲究的，它大致就是一种木制支架或木台，晒书时将图书等置放于上。
宋司马光也颇谙晒书之法。司马光于熙宁四年(1071)居洛，六年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其中为堂，聚书出五千卷，命之日读书堂(司马光《传家集》卷71、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费衮在《司马温公读书法》一文写道：“司马温公独乐园之读书堂，文史万馀卷，而公晨夕所常阅者，虽累数十年，皆新若手未触者。常谓其子公休曰：‘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设案几于当日所侧群书于上，以曝其脑。”’由此司马温公的书保存得很好，“年月虽深，终不损动”(《梁溪漫志》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而清代江苏藏书家孙庆增在《上善堂藏书记要曝书》中的晒书之法尤为详实：“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柜晒，一柜一日。晒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台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台板连书入屋内，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凉。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人柜亦然。人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秋初亦可。汉唐时有曝书会，后有继其事者。余每慕之，而更望同志者效法前人也。”(见《中国历史藏书论著读本》，526页)晒书之法如此谨细，惜书之情如此真诚，着实令人钦佩。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藏书条件不断改善，藏书技术不断提高，晒书(曝书)这一古老传统在现代社会渐趋消失。不过古人的晒书之举足以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现今看到一些人无意或有意地损毁图书之举，不禁让人想起宋代大哲学家邵雍所言：“虫蠢书害少，人蠧书害多。虫蠹曝已去，人蠹当如何?”(《曝书吟》，《击壤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邵雍看来，虫蠹对于图书的损害比人为造成的毁损要小。但愿我们能从历史上的晒书之举中激发出更多的爱书之情，不再成为损毁图书的“人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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