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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
摘要：外来词，又称之为‘借词’或‘外来语’，是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吸收的词语。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结果，然而语言接触又以文化交流、文化接触为前提，为共生物。外来词是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词汇成分。外来词对于汉语汉字的影响是极大的，极大的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促进汉语词语的多音节化;增加了新的语素从而推动汉语成分的语义上的发展;增强了词语结构的能产性以及词语理据的复杂性;不仅增加了汉语词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同时增强了汉语词语结构的复杂性。
关键词：外来语;汉语;影响;语言接触
一、外来词的概况
(1)外来词的由来
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结果，而语言接触又以文化交流、文化接触为前提、为共生物。因此外来词也是异文化的一种存留。“外来语”这一名本来自日语，汉语在此前只使用“外国语”或“译语”。20世纪处开始借入“外来语”，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外来词”。外来语一词翻译成什么比较好呢?“外来词”相当于英语foreign word 的意译。另有一词foreignism，意思是外来的词语，可译为“外来语”，这两个词中都有foreign ，这个foreign 常被人误解，以为是“外国的”，实际上它还可以有“外地的”、“异质的”这样一些意思。因此foreign word 或foreignism绝不能理解为“从外国语来的语词”。意译的外来词应理解为“从外民族语来的语词”，包括外国语和国内其他民族两种来源。又如，alien word和alienism这两词也译为“外来词”和“外来语”。不过alien 这个成分更侧重于“外国的”。这些都是从消极被动的角度看待外来词的，而loan word 、borrowed word和borrowing 这些是从积极主动的角度去认识，意译为“借词”。中国学术著作中最早使用的是“外来语”，但后来“借词”用得较多，然而“借词”与“介词”同音，容易产生误解，故“外来词”或“外来语”这些译名占优势了。
(2)外来词的分类
外来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从译借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音译词、意译词、音意兼译的外来词、形译词(借形词)以及字母词。若从词源划分，外来语可以分为英语词源的外来词、法语词源的外来词、德语词源的外来词、日语词源的外来词等等。如从时代来划分，可以分为远古外来词、上古外来词、中古外来词、近代外来词、现代外来词。又可从汉语的地方社区进行外来词的分类，也可从语义上进行分类。在本篇论文中，暂且以译借方式的分类方法为纲。
二、外来词的音译词
音译是指通过记录外语词的语音形式来借用词语。赵元任(2002，605页)说：“平常一个语言甲借语言乙里的一个词就是取乙的某词改用甲的音系里的可能的音当一个新词来用。借了外来词以后不但音会改变并且意义跟用法不一定跟原来一样。”这一解释是比较准确细致的。音译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手段。也是最快捷、最简便、最有效的借词手段。坦克(tank)、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扑克(poker)这些就属于音译词的。
音译词的借入，不但为汉语输入了新词语，同时也增加了汉语构词材料，从而扩大了汉语的构词基础。在现代汉语当中，以外来词的音节之一作为构词成分够早的新词也不乏少数。如taxi(的士)，以的士中的“的”次音节作为一种构词成分，从而产生了其他的词语，如，“打的、面的、摩的”等等新词语。“巴士”是“bus”的音译，以“巴士”的“巴”作为音节之一构造了如，“校巴，大巴，小巴等词语”。麦克风是microphone的音译，在过去，人们常常使用“话筒”或者“扩音器”。“麦克风”三个音素没有独立的意译，单字本身的意义在组合中不能形成合理地予以结合从何处形成一个整体意义，所以“麦克风”中的“风”这个音素不具备汉字本身的意义，不是一种风向，如，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可是，“麦克风”中的“麦”却被广泛使用，作为一种构词语素，如“耳麦”。
为什么有很大一批音译词不能长期存在?这是因为这些音译词非常不符合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音节数量颇多，语素音节之间又无字面意思。这些音译词加又缺乏意义串联，不便于人们记忆。与之同时，意译词替代了这部分音译词语。如，empire(英拜尔)---帝国;parliament(巴力门)---国会;inspiration(烟士披利纯)---灵感。然而，众所周知，的的确确真真切切一大批音译词被大众广为使用。其原因的根本在于使用的频率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习惯习俗了。
三、意译词和音译兼译的外来词
(1)意译词
由于人译人殊的缺点，音译以及音译词产生了歧异阻滞，意译作为一种主要汉语外来词的翻译方式被广为使用。汉语吸收外来词更倾向于意译，“意化”是汉语吸收外来词的主要倾向。意译更加符合汉语汉字的认知习惯，丰富了汉语词汇和语义。意译词主要是仿译词，如“代沟(generation gap)、黑板(blackboard)、超人(superman)、冷战(cold war)、软件(software)”。然而，意译也是有其不可磨灭的缺陷的。由于在意译过程中，并不一定有一些直接反映词义的对照词语，所以在意译过程中，也会出现语义表达失真、不畅通的情况。
(2)音意兼译的外来词
音意兼译外来词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第一，“音意双关型”如基因(gene)、乌托邦(Utopia)、媒体(media);第二“半音译半意译型”如新西兰(New Zealand)、冰淇淋(ice cream);第三“音译附加表意成分型”car卡+车=卡车、beer啤+酒=啤酒、酒+bar吧=酒吧
四、形译词与字母词
形译词又称借形词，是通过搬用文字书写形式借入的外来词。形译词极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如，欧巴桑(日语oba-san老太婆)，泛心论(一种唯心主义哲学理论)，歌舞伎、基督教。
由于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字母词应运而生。字母词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社会原因，例如教育普及使用外语几率大增，同时还有其语言文字本身的因素所在。比如说，外来词难以意译如，DIY，意译的词语的形式过长不便于交流使用，例如WTO.字母词使我们的社会交往更加便捷。字母词举例如下，Windows、3G、ATM机、UFO.但是，我们应该对于字母词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使用。
五、外来词被社会接受的原因
众所周知，有很大一部分外来词是不符合汉语的构词原则的，但是仍然被世人接受并广为使用。其社会原因是，公众对这些外来词已然接受，习惯性使用。其语言原因就是，这些外来词通过自己的汉化，以及规范化，使自己成为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表达习惯。张永言(1982，96页)中提到，按照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汉化程度把外来语分为两类，第一种是完全的同化词，在音节结果，词性方面已经完全符合借方的语文规范的外来词。这些词，实际上，人们在使用中已经把其当做本语言固有的表达使用。如，尼姑、菠菜、狮子、葡萄。第二种是未完全同化的外来词，在音节构造、词形方面明显带着外来特点。如，阿司匹林、卡通、歇斯底里。实际上，外来词的汉化是要经过三步的，第一步，语音汉化，音节数量简化与音素的汉化。第二步，语义汉化，词义的变化。第三步，语法形式和书面词形的汉化。
参考文献：
[1]史有为.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
[2]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3]张永言.语源探索三例[J].中国语言学报，1998(03).
[4]李明.也谈字母词语的问题[M].北京：语言文字应用出版社，2002.
[5]沈梦璎.现代汉语理论与应用[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6]赵元任.语言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范文二：
摘要：作者认为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是隐喻翻译的基础;因此对于隐喻的翻译要考虑不同语言的人群的不同思维与认知。本文以钱钟书与王尔德的翻译作品来描述探讨隐喻在翻译过程中认知问题所带来的翻译难点以及翻译策略，比如：对等策略，转换策略，异化策略，加注策略等。
关键词：隐喻;翻译策略;认知
隐喻，作为一种极其有表现力的修辞手法为人们所熟知，从语言本身来讲，隐喻的存在既能填补词汇空缺，又能使语言简练、间接、生动、鲜明、新奇、委婉。但自1980年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与马克·约翰逊共同出版《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1]国内外学者对隐喻的内涵与重要性的研究都进入到新纪元，在此书提出隐喻不仅仅是一种修饰手段，更是人类思维的重要方式，是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人们通过隐喻概念实现思考、行动和表达思想的系统方式。这个观点直接将隐喻与人类的思维与认知联系起来，也从而把隐喻从一种修辞手段直接提升到人类认知的高度。
既然隐喻与人类的思维与认知有着如此直接的联系，那么对于隐喻的翻译自然要考虑不同语言的人群的不同思维与认知，如果没有这个认识作为基础，对隐喻的翻译根本无从谈起。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隐喻本身就已经是两个认知领域的语义互动，那么对隐喻的翻译不仅涉及两种语言，如果还要顾及隐喻中涉及的不同领域，其难度与复杂程度就要成倍增加，这不仅要求译者具有良好的双语素质，还要对双语中各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不同领域的认知方式等有极高的认识。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及翻译家纽马克对此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隐喻翻译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因为隐喻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 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 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如此密不可分，与隐喻在文内重要性的联系就更不用说了。” [2]
这段话高度概括了隐喻翻译复杂的特性。那么具体该如何入手呢?笔者认为应该遵从四大策略：1)对等策略;2)转换策略;3)异化策略;4)加注策略(2007)。[3]但理论必须要与实践结合方能更好地指导实践，笔者拟以钱钟书与王尔德的翻译作品来详细描述这四种策略。这两位文学天才的语言风格都是幽默诙谐，语言中充满着妙趣横生的比喻，贴切精辟的评论，因此对他们两人的翻译作品的分析非常具有代表性。
比如《围城》中非常有趣生动的“寒暑表”隐喻，“我们背后都叫他(方鸿渐)‘寒暑表’，因为他脸色忽升忽降，表示出他跟女学生距离的远近。”，[4]这是一个极妙的暗喻，因为方鸿渐的脸色忽升忽降，与寒暑表有共同之处，所以这个“变来变去”就成了两个不相干的涵义的桥梁，产生出一种生动活泼，又兼具幽默诙谐的效果，让人忍俊不禁。珍妮凯利与茅国权的处理是“We used to call him‘the thermometer’…”可以看出，[5]这句翻译采用的是对等的策略，因为“寒暑表”本身倒是中英文化都熟知的意象。
对王尔德的《温夫人的扇子》也存在这样的现象， “We are all in the gutter， but some of us are looking at the stars.”这句话中的关键隐喻有两个， “gutter”和“stars”，这是中英文化皆有的意象，因此余光中老先生也采用对等翻译的原则，“gutter”翻译为“尘世”，“star”翻译为“星空”，原文带给作者的想象空间与译文带给读者的想象是完全一样的。
《围城》中的“我宁可他们瞧不起我，骂我饭桶…”[7]这句话涉及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原意指饭量很大的人，而后来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其涵义延伸为只会吃饭，别的什么也不会干的人。随着时间的发展，这种暗喻已经成为人人皆知，因而不需特别说明了，但如果直接翻译成“a rice bucket”，恐怕读者们一头雾水，不知道这和前句有何关联，但如果直译成“useless”，读者倒是能理解了，只是又犯了上述第一个范例的错误，即不能准确传达原文，可是如果采用异化策略，考虑到英译者本身的文化，就会想到英文中有个词“fat-head”，也是英国文化中和“饭桶”一样是长期语言发展而变得而人人皆知的明化的暗喻。如此一来，既不失原文的色彩，也迎合了翻译目标读者的文化，达到翻译的最佳效果，这正是因为译者考虑到了双方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的结果。
再以王尔德的作品为例，《温夫人的扇子》中温夫人有一句话“London is too full of fogs and---and serious people…” [8] 余光中对这个“serious people”的处理采用了将暗喻明化的转换策略方式，译为“道貌岸然的人”，这种处理是非常恰当的，将“serious”后面所隐藏的人性坏的一面直接转换成汉语中的成语，而中文的“道貌岸然”本身就是表里不一的代名词，中国的读者一下就能明白作者的意图。
至于加注，在翻译中也是使用非常频繁的方法。《围城》中的“一顾倾城、再顾倾国”出自西汉诗人李延年的《北方有佳人》，珍妮·凯利与茅国权对此的处理是先采用对等策略对其进行直译，“One glance could conquer a city and whose second glance could vanquish an empire”，[9]然后在注释中补充“这句话用来形容超凡的美貌，就像特洛伊之战中的海伦”(笔者译)。[10]将原文中李夫人的意象异化为西方文化中读者熟知的古希腊引发特洛伊战争的美女海伦的形象，使得这种隐喻在英文读者的心中顿时清晰无比，多种策略的结合，使得翻译的结果效果非凡。
从以上的四个范例可以看出，对不同文化的认知是隐喻翻译的基础;而隐喻翻译的难点涉及诸多的因素，比如语言的表现力，不同文化对相同事物的不同认知，不同的文化传统等等，这就需要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地考虑到这些因素，并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比如：对等策略，转换策略，异化策略，加注策略这四种。说到底，隐喻翻译的好与不好，最后还是归结到如何将异域的文化归化到自己的文化的问题。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必然不能只采用其中一种方式，而是采用多种方式相结合，并加上译者本人丰厚的文字功底，才能将对隐喻的翻译尽力做到最好。
参考文献：
[1] 乔治·莱考夫，马克·约翰逊.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0.
[2] Newmark，P.(2001)，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Oxford：Pergaman Press)
[3] 英语隐喻的认知及翻译策略探析[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7(3)118-121.
[4][8] 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5][9][10] 珍妮·凯利.围城(汉英·对照)[M].茅国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 Wilde，Oscar.Lady Windermere’s Fan[M]. http：www.redabookonline.net，2010.
[7] 穆雷. 余光中谈翻译[J].中国翻译，1998(4)3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