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题目：中国文学的历史节点与演进模式——评《中国文学的代际》
自林传甲编纂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既有通代文学史，又有断代文学史;既有以题材编撰者，又有以体裁编撰者，不断推陈出新，各放异彩。但不可否认的是，以朝代划分方向，仍是文学史写作的主流。这固然有助于突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但其局限也是明显的，即遮蔽文学演进的过程。而文学之演进，往往需要特定的历史节点，发生在朝代更替之际，受制于阶层分化、制度变革、文化整合、思想转型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往之研究，多专注于“一代之文学”，而忽略了“一代之文学”是如何演化为“另一代之文学”的。即便有少数以朝代更替之际的文学演进为研究对象的，也只立足于某一历史节点，而缺乏对中国文学演进模式的整体观照。
曹胜高先生的新作《中国文学的代际》(以下称《代际》)，正是全面探讨历代社会转型、文化整合与文学变革的一部专著。作者直面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选择特定的文学变革期作为历史节点，采用文史哲打通的研究思路，跨学科的研究方式，梳理了影响中国文学演进的各个阶段和各种因素，从多元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文学在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代际线索，具有探索性意义和开拓性贡献。
一、特定历史节点的选择
既然以文学变革为研究对象，对历史节点的选择是最见史识功力的。因为事物的发展，一般都是经过起源、发展、繁荣、衰落等几个阶段的，而前一阶段到下一阶段的过渡，即是我们所谓的节点。
对中国文学而言，其弥纶范围甚广，就文体来说，有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之分，而每一文体都有不同的演进线索，或前后交错，或相辅相成。因此，对特定历史节点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既要突出不同文体及文学观念的演进过程，又要同时兼顾不同文体及观念的交集汇合，这样才不致出现顾此失彼或头重脚轻的现象。该书就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作者“选择了周秦、汉魏、唐宋、元明与近代五个历史节点”(第2页)，从不同的角度去透视中国文学的研究过程。之所以选择这五个历史节点，既有作者特定的考虑，又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种总结。
首先，周秦之间是社会转型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段。而这一大的历史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节点：一是商周之际，王国维就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这是中国文化大传统的奠基期;二是西周、东周之际，平王东迁，带来了西周政治体制的破坏和社会阶层的分化;三是春秋战国之际，王夫之就称这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读通鉴论·叙论四》)，这一时期邦无定交，士元定主，是诸子之学的形成期。《代际》对这一历史节点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对士阶层的形成、培养、升降等问题的探讨，透视殷周文化的变迁、变风变雅的形成等重要文学命题，还原出了先秦文学代际沿革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又通过先秦诸子对天人关系的认知，分析“道术为天下裂”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国文学的本源问题。
其次，汉晋之间是文化融合的最为广泛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儒学开始建构，玄学得以形成，道教最终确立，佛教全面传人，造成了社会结构和文化风尚的变化，并促进了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的新变，为汉晋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养分。《代际》对这一历史节点的关注，主要贡献在于：其一，通过对言志、缘情、缘事三个命题的讨论，考察了中国诗学重言志、抒情而轻叙事的独特风格的形成动因;其二，通过对玄学思潮演进过程的考察，反思了其对汉晋文风和士人心态的冲击。可以说，汉晋间玄远、恬淡、简约的审美风尚和士人抱朴守真、应顺物化、心性逍遥的社会心态的形成，与玄学对儒学的反拨是分不开的，这迥异于时下将玄学视为束缚诗歌发展的枷锁的论点。
再次，唐宋之际是制度变革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其实，日人内藤湖南早在20世纪前期就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之后学者多有讨论者。多数学者以为这是贵族政治衰颓，平民阶层崛起的一个时期，正如作者所说，唐宋之际，文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曲子词、说话、变文、俗讲及戏曲等文体的迅速成长，二是庶民娱乐需求使文学的“尚俗”和“尚奇”倾向得到了强化。而《代际》对这一历史节点的界定，是从被称为“百代之中”的中唐开始的。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仍是存在矛盾的：就文体变革而言，庶民文学取得了胜利，原因是商禁、宵禁的逐渐松弛和会昌排佛的制度干预，而中晚唐的“开教坊”之举，也为曲子词的兴起提供了便利;就文学理论而言，仍是精英文学为主导，如果说“缘政说”的提出，是诗人以文统指导政统的实践努力，那么“理感说”和“文字为意”等的提出，则是唐宋诗人对诗歌创作理论的自觉反思。
自宋以后到明清，精英士人一直是社会的主导。而元明之间，是社会形态、文化风尚和士人心态变动最剧烈的时期，作者以为“中国的近世社会，与其说由宋开启，毋宁说在元明之际方才形成”(第438页)。这一时期的文学变革，也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是文学理论上，对唐音、宋调的不同追求所导致的差异和士人试图对文统的重建;二是文体变革上，戏曲的创新和白话小说的兴起，已经对古典诗学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演进一直在古典传统的框架之内，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质变。
真正发生质变的，是在近现代之间，这是古典文学解体、现代文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如果说以前的文学演进，虽然不断革新，却是在一定的框架范围之内，并没有突破古典传统约束。然自清中叶开始，外侮频仍，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古典文学的意义，一方面开始抛弃了诗歌的文言形式，而代之以白话的叙述;另一方面，不断突出白话小说的文化功能，使之成为近现代文学的主流。
《代际》选了五个历史节点，在具体论述时，有的截断众流，只对某一节点的文化转型与文学变革进行讨论，如第二章只讨论先秦诸子学说的不同分野，第六章只讨论中晚唐“开教坊”所带来曲子词的繁荣，等等。有的贯通古今，追源溯流，如对“诗缘政”这一理论范畴的梳理，就上自《诗经》的讽喻传统，下至唐宋的文统建设;对“理感说”的梳理，也是起自汉魏，直至南宋，等等。这就将不同的历史节点联系起来，由点成线，更为深入细腻地勾勒出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动因。
二、特定研究视角的运用
如果说对特定历史节点的选择，是该书战略方面的成功，那么，特定研究视角的运用，则是该书战术方面的成功。我们知道，朝代更替之际，往往是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文化风尚等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而这一时期的历史线索，或因动乱而付诸阙如，或因分裂而千头万绪。而《代际》的研究范围，上自商周，下迄晚清，五大历史时段，历时约三千多年，线索更为纷繁。因此，能否选择好的研究视角，成为该书能否出彩的关键。
好在作者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不同的历史节点，《代际》选择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如周秦之间，是以士阶层的形成和分化为研究视角，一方面，从制度层面考察了西周的献诗制度和“变风变雅”之作的形成过程;另一方面，则从思想层面还原了士人失位所导致的对天人、心性、性情等无关现实政治的哲学思考。汉晋之间，主要是以哲学的转型为研究视角的，这表现在，通过先秦至汉晋间情志论的历时眭讨论，明确了“言志”“缘情”“缘事”三大诗学理论的转换过程;通过对玄学命题的讨论，反思了两晋文风之变迁和士人心态之变化。唐宋之际，是以庶民的娱乐需求为研究视角的：商禁的松弛，不但催生了庶民阶层的形成，还影响到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宵禁的废弛，也使当时文学的审美情趣趋向市民化和通俗化。而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更加剧了文学活动的通俗化，作者重点讨论了两方面：一是会昌排佛，导致寺院不得不向庶民寻求布施，促进了“俗讲”和“变文”这一新文学体式的产生;二是中唐的开教坊和晚唐的出教坊，导致大量宫廷乐人流向民间，带动了曲子词的繁荣。元明之间，主要是以诗法的转型为研究视角的，元明诗法的探讨，一是出于对宋诗的反思，一是出于对复古的追求，故以元明的宗唐论为中心点，承上而启下。承上者，先总结了唐宋转型过程中诗学意识的变动：由“诗缘政”探唐宋文统的创建，由“理感说”窥宋诗之格调，由“文字为意”省宋诗之流弊;又有感于宋诗的流弊，以“师心说”为视角建构了唐音的理论框架，为元明诗学提供了可兹效法的典范。启下者，还与元末明初的政统重建有关，元明诗文以盛唐为历史标尺，强调天然、自然的审美风尚，逐渐消解了传统的诗教的影响，最终促成了晚清白话诗的普及。另外，作者还以“叙述口吻”为视角，探讨了叙述人称变化对元明戏曲成型的促进作用。故可知，这些研究角度，多是前人未曾寓目的，展示了作者高超的见识。
综上所述，作者的研究思路可以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制度转型所带来的文学功能的调整，如先秦时士人的失位，导致了变风变雅的形成，从而增强了《诗经》的批判功能;又如中唐的制度转型，导致了文学娱乐化功能的增强，等等。另一种是理论转型所带来的文学观念的变化，如“诗言志”“诗缘情”“诗缘事”等诗学理论，表面上看是文学观念的变化，其背后更是与先秦以来的情志说的转型有关;又如唐代诗法“师心论”的形成，也跟对儒家心化论、道家虚心说、佛教明心论等的借鉴不无关系。就研究方法而言，这两大思路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前者更重实证考索，后者更重理论阐释，两相结合，真正做到了文史哲打通。
三、特定演进模式的总结
《代际》的研究，虽然历时较长，线索较多，看似纷繁，其实有其体系性的思考，即表现为对中国文学特定演进模式的总结。其总结，是从两个方面人手的。
一是对中国文学演进的历史动因的揭示。作者以为中国文学演进最主要的历史动因，在于社会结构的调整所导致的阶层的分化。在每一个朝代，基本都存在着贵族和平民两大社会阶层。先秦时所形成的士阶层，处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的临界点，既可以上升为贵族，亦可以下降为庶民;魏晋南北朝时则存在着士族与寒族的对立，隋唐时虽然尽力打破这一社会结构，使庶民的地位有所上升，但士族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歇;宋元以后，士族与寒族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而官僚与平民又成为相互对立的两大群体。我们知道，不同的社会阶层，对文学的审美需求、表达功能和文体风格的认识是不同的，如官僚体系为创作主体的庙堂文学和以下层文士为创作主体的平民文学，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两者之间既有对立，又有交叉，正如作者所说：“官僚文学和平民文学，仿佛如延展的两根铁轨，在某个特定的车站，交叉变轨，而后平行发展。”(第552页)在互渗相融之间影响着中国文学的演进。所以说，社会结构调整所推动的阶层的分化和融合，是导致文学演进的最主要动力。
二是对中国文学演进的表现形态的考察。中国文学研究的表现形态，体现在雅俗文化及文学的互动上。就文学体式而言，雅俗往往是可以转化的，前代为俗，后代则可能为雅，如郑卫之音于先秦为俗，于两汉为雅;乐府于两汉为俗，于魏晋为雅;曲子词于唐代为俗，于五代也开始雅化;小说、戏曲于明清为俗，至近代亦被目为雅。雅俗相代的过程，正是中国文学演进的基本形态。就文学观念而言，雅就是对古典传统的坚守，如唐人的“诗缘政”，元明的“宗唐论”，都是如此;俗则是对古典传统的突破，如曲子词对诗歌表达功能的补充。古代的一切文学革新运动，莫不打着复古的旗号出现。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还意识到创作者自身的复杂性对雅俗两种文学的沟通。如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既有忧国之语，又有牢骚之言;既会创作被视为文人雅集的律诗绝旬，又会创作被视为闺房俗语的曲子词。正是创作者自身的这种复杂性，使雅俗之争成为文学演进的表现形态。
总之，《中国文学的代际》是一本富有创新意义的著作，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