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题目：田园悲歌：阎连科与哈代乡土小说对比
阎连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乡土文学作家之一，他以中国北方的乡土世界为文学创作领域，其《耙楼》系列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以沉静、犀利的笔触，向读者描绘了一个充满生命血脉张力的、神秘与现实相交织且具有浓郁悲情色彩的生命存在图景。19世纪末英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哈代的文学创作也具有浓郁的乡土情结。哈代与阎连科一样，将目光投向底层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以自己的家乡为文字耕耘的沃土，建造了自己的“威塞克斯”王国。哈代的小说充满了对自然与淳朴人性的赞美和对不公社会体制的尖锐批判。作家通过人物与强大外部环境之间的抗争，展现出其笔下主人公坚韧不屈的生命力与精神力，但他笔下的主人公总是无法摆脱悲剧性的命运。因此，其乡土文学也投射出浓郁的悲情色彩。
虽然阎连科与哈代在所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写作风格方面不尽相同，但同样深厚的乡土情结与底层人物悲剧命运的书写却使两位作家在文学领域获得了精神上的相通。本文从乡土情结与人物形象两方面探讨两位作家既相通又不同的乡土世界。
一
阎连科与哈代都有同样厚重的乡土情结。首先，在其文学创作中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们对乡土所饱含的热爱。在阎连科笔下，土地便是人的血脉，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源泉所在。《年月日》中的先爷，以一己之力对抗漫无边际的干旱与一日日逼近的可怖死亡。他用生命去维护一棵玉蜀黍，甚至用自己的血肉作为水与养分，使玉蜀黍终于在干涸的大地上结下了七颗“玉粒一般透亮的玉蜀黍子”。而先爷的身体则与这株象征着生命的绿色植物长在了一起。先爷死后，年景仍无变化，七个年轻强壮的汉子没有与村人同去逃荒，他们留下来“顶着无休无止的酷锐的光，种出了七棵嫩绿如油的玉蜀黍苗”。人与土地的血脉相连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哈代认为，大自然具有内在的生命律动，具有宽广的胸怀，是人类诗意栖居的环境。他主张尊重自然，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作家的文字中充溢着对自然的热爱。并且，在哈代的笔下，大自然、田园不仅是个体生命的依存之处，是旺盛生命力的象征，也同样是人的精神栖息地。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将自然界的一切生命都看做是与自己平等的存在。他不忍心驱赶啄食谷子的山鸹，因此而遭受雇主的打骂。他看到受困于笼中的鸟儿感到分外难过，并冒险将它们放飞回自然。裘德还将自己视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只有在自然中，他才能忘记一切生活的苦痛，获得心灵的超脱。自然带给了他身心的自由与宁静。
其次，阎连科与哈代笔下的自然也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充满诗意的田园。这里并不是一方净土，它们遭受着各种外界力量的压迫与摧残，淳朴的生命遭受着扭曲与异化的命运。因此，两者的乡土文学中都投射出浓郁的“悲”的意境。在阎连科的小说里，这种外力不但包括封闭落后的社会中的道德礼法，还有对个体百般戕害的权力与金钱。《耙楼天歌》中的尤四婆子养活几个痴傻的儿女。村人不但对四婆艰难的生活漠然视之，甚至报以歧视的态度。村人认为四婆“不吉利”，谁家生孩子都要避免她从门前经过。《天宫图》中的路六命为了生活，眼睁睁地看着村长与自己的妻子同房，甚至为两人烧洗澡水和把风放哨。《受活》中，柳县长为了开发村里的旅游事业，荒诞地想用重金购买列宁的遗体。为了实现这个“壮举”，受活庄天生畸形的男女老少组成了决术表演团，四处赚钱筹款。乡间底层人物的悲苦被作者刻画得淋漓尽致。在哈代的笔下，乡土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淳朴生命也同样遭受着来自各种可怕力量的侵害。一方面，宗法道德是一种强大的侵害力量，它将人与自然剥离开来，将发于自然天性的欲望视为可耻的罪恶。《还乡》中的游苔莎直面自己的原欲。她努力掌控自我的生命，追求生存的价值，却被人排斥，得不到爱人的理解，最终惨死在那片荒原上;另一方面，《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卡斯特桥市长》等作品都深刻地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袭与迫害。机器是现代工业冷酷无情的代表。在这些小说中，读者总是能看到那些巨大的机器或冒着浓烟，或砍伐着树木，或将田间的小动物们赶离栖息之地并将它们统统碾死。哈代的乡土文学反映了19世纪中后期英国西南部威赛克斯的社会状况。恬淡温情的乡村现在正被工业文明冲刷，农业文明终将抵挡不住强势的工业文明而土崩瓦解，成为历史的过去。
最后，两位作家在作品中表达了对自然的爱，同时也展现出淳朴美好的自然所遭受的侵害以及生存于其上的人们生命的扭曲。因此，两人的小说都具有鲜明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在写作风格上，哈代更加注重以自然景物来映衬人物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并且十分重视通过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和揭示观点，而阎连科的小说视线往往是“内聚焦”的。他更善于赋予自然景物以生命和灵性，并以此来实现烘托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的目的。阎连科与哈代的写作虽然都是现实主义的，但两者的作品都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色彩。阎连科抹去了现实与神秘、生存与死亡的界限，以一种“神实主义”的写作观念去描述笔下的乡土世界，并通过反日常的逻辑与荒诞性来揭示和展现真实。哈代的作品中经常会涉及到梦境、潜意识以及其他非理性内容的描写。这些描述具有强烈的画面感，作家通常以此来烘托人物内心世界的困顿与命运的苦痛。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作者描写女主人公在火山谷劳作时有这样一段景物描写：山谷的高地怪石嶙峋，犹如“一个没有五官的形状，就像一张从下巴到眉毛的脸”，而天空也是“一张没有任何特征的苍白、空虚的面容”。“上下两张脸终日无言相对，白色的脸俯视着褐色的脸，褐色的脸仰望着白色的脸，两张脸之间别无他物，只有两个姑娘匍匐在褐色的表面上，就像两只苍蝇一样”。此处描写具有浓郁的哥特式风格，神秘、恐怖，犹如梦魇一般，深刻地揭示了个体所遭受的倾轧与悲苦。
二
就人物形象上来看，首先，在阎连科与哈代的乡土世界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人与自然结合在一起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与精神力。阎连科在《年月日》中以先爷这一人物形象集中展现了人与自然之间既抗争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先爷独自一人与老鼠、狼群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并在干旱的土地上孕育了玉蜀黍。作者在这里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关于天、地与人的壮阔画卷。自然实现了一场场生命的轮回，它融化了先爷的血肉，使生命的绿色得以延续，进而去供养更多的人。个体的生命正是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在与自然的休戚与共中，才被衬托得更加厚重与壮美。
哈代在《德伯家的苔丝》中也充分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息息相通。哈代不仅用了许多大自然的事物，如玫瑰花、常青藤和鸟儿等来塑造主人公形象，苔丝生命中几次陷入低谷与重生也都与自然季节相互叠合。苔丝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被克莱尔抛弃，到火山谷做苦力以及再次委身于恶棍亚雷等，都发生在严寒的冬季。初识克莱尔萌发爱意，在奶牛厂工作时的快乐时光以及失贞后重新振作并开始新的恋情等，都发生在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春夏季节。哈代称苔丝为“自然的女儿”，并以此展现了人物与大自然的血脉相连和坚韧不屈的生命力。
其次，阎连科与哈代的乡土文学中的主人公通常难以避免悲剧性的命运。一方面，两人都善于将人物置于极端的环境下。阎连科的《受活》里受活庄的男男女女、《年月日》中的先爷、《耙楼天歌》里的尤四婆子等都是如此。尤四婆子生下四个痴傻的孩子，男人尤石头无法承受生活的重担而选择了自杀。四婆独自一人没日没夜地劳碌养大几个孩子。她被人称为“四傻他娘”，常年忍受着乡邻的孤立与歧视。为了给三妞找个全人丈夫，她不惜倾家荡产，最后甚至用自己的脑浆治好了孩子的病。哈代的《无名的裘德》中的裘德与淑、《还乡》中的游苔莎以及《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也同样被置于极其残酷的环境之下，被恶棍欺辱、受乡邻歧视、被爱人抛弃、挣扎着求生，为了家人再次委身于亚雷，忍受着身心的巨大痛苦。作者正是通过环境与个体之间的巨大“悬殊”来展现人性被异化的状态，表明个体生命的悲壮，从而鲜明地表明其对畸态社会的批判立场。
另一方面，死亡是两位作家在展现人物悲剧命运时经常涉及到的主题。但小说中的死亡并不意味着纯粹的毁灭，而是被赋予了启示性意义，或是令人感受到强烈的对不公正的现实的批判与痛斥，或是以此展现出人性的善与美。《年月日》中先爷以死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耙楼天歌》中尤四婆子的死则换取了子女的心智的正常。他们的日子曾经“永远像是一条幽深的胡同，胡同里又黑又暗，虽能隐约看见胡同口的一片光泽，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四婆牺牲自己的性命，扭转了后代的命运。因此，阎连科的小说中的死亡虽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但并不悲观，而体现为对悲的超越。特别是死亡的方式作为一种“极致化叙事”，营造出一种新鲜、刺激性的阅读效果，从而引人关注，给人启示。《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女主人公最终选择毁灭也同样是一种超越。亚雷作为一种冷酷黑暗的社会的人格化体现，最终被愤怒的苔丝用刀刺死。这体现出个体对残酷环境的不屈抗争，并以生命维护人格纯洁与尊严的壮美。
综上，阎连科与哈代的乡土小说都将目光聚焦在社会底层人物日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上，并通过一个个有灵有肉、鲜活丰满的人物形象揭示出人与土地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矛盾冲突以及个体的物质与精神困境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