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春明“买办三部曲”中的知识分子批判

时间：2021-06-20 15:15:36 毕业论文范文我要投稿

　　买办是指1800年-1910年，帮助欧美国与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类被外商雇用之商人通常外语能力强，一方面可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也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之双向沟通。除此，这类型商人还可自营商铺，因此致富者颇众。

浅析黄春明“买办三部曲”中的知识分子批判

　　摘要：黄春明的“买办三部曲”―《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及《我爱玛莉》是随着台湾社会文化的脉动应运而生，它不仅着眼于人与土地的关系、城乡流动与价值变迁，同时也嘲讽了在美日经济、文化殖民下那些“丑角”式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并对这些令人鄙夷的角色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尽管如此，作为拒绝“心灵贫穷”的知识分子，黄春明在其小说中体现的中心价值，我们可以一窥其勾勒出的在殖民经验中欲建立的个人尊严与民族意识。

　　关键词：黄春明;批判;知识分子

　　六、七十年代的台湾，正由农业时代转向工商业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极大变化。除了生活于其间的小人物受到冲击之外，台湾的人文环境也因此产生了强烈的震荡。黄春明正是在经历了工商业的都市体验后，创作了《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以及《我爱玛莉》等被称为“买办三部曲”系列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叙说了小人物在大时代巨轮的夹缝中求生存的悲惨遭遇，更对崇洋媚外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批判。

　　一、精神文化的侏儒

　　自1895年日本据台后，台湾经济即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积累的附庸。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利用日本殖民时的基础工程与美国的经济援助下巩固时局，因此，美、日资本大举进入台湾。随着大量的美援及美、日跨国企业的进驻以及西方先进科技的注入，与之相应的西方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行为观念也涌入台湾社会，造成社会转型。这些变化也使人民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发生了转变，导致崇洋媚日的风气弥漫一时。而这也是促使黄春明利用手中的笔，以极为辛辣的笔调谴责那些徒具知识，实则盲目无耻，丧失自我精神的洋奴，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我爱玛莉》中的大卫.陈。

　　小说中的大卫.陈本名实为陈顺德，因为在台北的外国机关工作，为着让洋人好叫唤，便给自己取了个洋名字。这件事本无可厚非，但他后来却以洋名为本，只要有人再呼唤他的中文名字，都会令他不愉快，甚至不予理睬。而洋老板如此称他时，他却喜出望外，以为洋老板和自己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发展。这种令人啼笑而非的做法深刻的讽刺了陈顺德甘于接受西方殖民主义文化宰制的变异现象，而对趾高气扬的刻薄上司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甚至屈意奉承、委曲求全，他就像是“攀缠在一棵大树的葛藤，沐浴在春晖中欣欣向荣”[1]。除此之外，当同事们联合抗议洋人主管侮辱国家的语言时，陈顺德会选择“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当然，他也会在工作中偶尔故意犯一些小错误让洋主管挑剔，以满足上司的权威感，自己却以得到几句廉价的安慰而感到快意。

　　小说中最为辛辣的描写，大概是陈顺德在面对其妻玉云和那只叫做“玛莉”的狗互动时的反应。玉云本来是十分怕狗的，但陈顺德却强要她每天早上去遛狗。在一次遛狗的途中玉云被狗拖倒，摔得手脚全伤，陈顺德不仅没有同情她，反而大骂她无能，对狗却是异常温柔。后来玛莉因发情而与外来的野狗交配，使一直以为玛莉是纯种狗的陈顺德十分愤怒，并对妻子大打出手。玉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质问丈夫：“你爱我，还是爱狗?”陈顺德斩钉截铁的回答：“爱狗!”至此，黄春明将知识分子的奴化丑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而陈顺德的种种行径，也表明其内心渴望同化于外来的强势文化，以此改变自己卑下的处境。另外，其妻玉云也是值得一谈的角色，自从玛莉来到了陈家后，她和一对子女的地位便连狗都不如。可是玉云却依恃丈夫在洋机关工作，才能生活沐浴在讲究与享受之中，使得玉云对这个颐指气使的丈夫一直采取隐忍态度，正因如此朱双一才有了“玉云在经济上得益，而精神上受虐的尴尬”[2]这一论断，或许这也是在新殖民条件下，台湾人民处境的一种象征。

　　二、被殖民男性的“去势”

　　黄春明小说主题多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展开，而“买办三部曲”更与被殖民经验的现实，与抵抗美日同化政策造成的台湾同传统文化的断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谢世宗曾谈论到关于殖民论述将被殖民男性‘女性化’的现象[3]，几乎是不分中西，普世皆同的，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政治与文化，而有不同的呈现。也正是因为这样，在面对台湾社会这许许多多因美日同化政策影响下的男性丧失了原有的“阳性”气质的现象，黄春明用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一批批在面对殖民者侵略时，男性地位始终暧昧不明，甚至沦于被矮化、被剥削境地的“丑角”式人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小寡妇》中的马善行。

　　小说中的马善行是一位炒作异国情调的大买办，不仅将异国情调所带来的“性刺激”跟“性贩卖”结合在一起，自己更沦为一情色中介者。他善于利用西方人对于中国女性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想象，加以夸张化，进而以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将台湾女性物化、商品化。诚如陈映真所言，这个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工商管理硕士”，满脑子都是经营、行销管理的教条，他把面向来台“找乐”的越战美军开妓院(酒吧)当老鸨，正经八百地当做一种产业，以西方行销理论，将同胞妓女当做物质商品，做起了生意[4]。这正间接地表现出，马善行这个被殖民者男性的角色，遭受到“象征性阉割”，亦成了一个性无自主能力者，当殖民者展现雄风，施暴于被殖民的土地和女人时，被殖民社会的男人必须隐藏自己的性能力，方能生存。

　　除了依凭美国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理念，将性交易用消费的方式国际化与商品化外，黄春明更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马善行改造“小寡妇”的景况。从空间摆设、招牌设计、广告刊登无不精心设计，力求尽善尽美。他甚至亲自对酒吧女们训练、授课，让酒吧女们身穿清末民初的仕女服饰、头戴前蓬后髻的假发，脚踩绣花鞋，胳肢窝塞一条丝巾，还教导酒吧女们扮演小寡妇的技巧。马善行在言行中以一种自我殖民式的矮化，对中华文化加以诋毁。文中“小寡妇酒吧”中除被视为低落的中国文化外，亦顺势成为来台度假的美军眼中“中国”的代表。黄春明以辛辣的笔触揭发了马善行早已扭曲的社会价值观，即以更理论化、系统化地出卖同胞妇女肉体，这似乎也印证了在一个从属社会中，男性本身就时时怀着不像男人的焦虑，而外来的殖民论述更以其文化优势感，否认或阉割了被殖民男性的男性气质，致使被殖民男性表现于言行上的便是一种令人难以欣赏的卑微态度。

　　三、民族意识的流亡

　　黄春明的'创作意识是以敏锐地反映社会现实作自我期许，期待作品能够引导读者共同关注大环境，以此推动社会向前迈进。而作家的创作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六七十年代台湾特殊的社会背景，使得黄春明创作的着眼点由乡土转向都市，并且通过作品对那些丧失民族自尊的自觉与强烈的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进行彻底批判，同时这也表现出作者的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感。

　　《莎哟娜拉.再见》中的黄君基于历史的仇恨，深深地仇视日本人。但他却被老板交付替日本客户拉皮条的急件公事，处于内在意识与现实环境的矛盾冲突中，内心深受折磨的黄君，几经挣扎只能妥协。面对潜意识里还是把台湾看成他们的殖民地的日本人，黄君即使心里痛恨，表面仍不得不迎合。对于过去历史老师所灌输的民族自尊，随着时局的变迁已逐渐被潮流所淘汰。黄春明在以此嘲讽同时也严正挞伐日本人在战后不知反省，更进而以经济殖民对台湾进行更严重的掠夺蹂躏，而在经济殖民背景下的台湾人亦不知觉醒，以致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产生种种变异。如果说黄君是还残有一丝自觉与羞耻，那么《小寡妇》中的马善行可以说是一个很偏激，很想把“理想”很快实现的人。从他对吧女的教育，以及提出异于酒吧业者以往经验的想法，善以新鲜的、雄辩的言辞，并在说话时不时夹杂几句英文，让股东们没有插嘴的余地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

　　当然，黄春明小说中同时赋予小人物有天生的自觉与正义，这也是他对整个台湾社会在被殖民背景下所持有的一点觉醒的期待。《莎哟娜拉.再见》中的黄君，较之《我爱玛莉》中的陈顺德与《小寡妇》中的马善行似乎并不是那么的不可救药。他还有良知与羞耻心，因为在他的生命体验里，有一个在殖民地时代被日本人殴打致残的祖父、有一位素所敬仰，思想上抗日爱国的历史老师，还有阅读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画报而悲愤不已经验。在心理矛盾一来一往之间，黄君尝试不断的挖掘过往的历史记忆，并在小说的推展中，企图构建中华民族的自信与尊严。

　　综观小说中的陈顺德、马善行、黄君等人，都是社会中坚知识分子，黄春明以讽刺、批判和否定的笔法，书写其缺乏道德意识且违背传统文化价值的行为表现。究其原因，实意欲与当代大环境变动下，内心升起的民族意识相唱和。黄春明正是看到了潜藏在经济繁荣表面下政治、社会价值观“殖民化”的问题，因此开始创作一系列嘲讽各种媚态洋奴买办的作品。他不再一味地书写乡土小民的苦恼、抗争和失败，转而以讽刺、批判之手法讥笑那些处于都市的知识分子种种荒谬近乎无耻的行为。在揭示都市繁荣表象背后的丑陋之余，更加表现了作者对台湾文化主体性的丧失有着强烈的觉醒和忧心。

　　参考文献：

　　[1]黄春明.我爱玛莉[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239.

　　[2]朱双一.台湾文学思潮与渊源[M].海峡学术出版社，2005：289.

　　[3]谢世宗.男性气质与台湾后殖民小说中的欲望经济学[J].台湾文学研究学报，2009，10.

　　[4]陈映真.七十年代黄春明小说中的新殖民主义批判意识―以<莎哟娜拉.再见>、<小寡妇>、<我爱玛莉>为中心[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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