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报方式对个体在群际冲突中的影响论文
一、引言
群际冲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在群际冲突情境中，个体会做出何种决策：逃避还是参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个体、群体和集体利益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从个体利益的角度看，参与群际冲突会导致个人付出代价，比如时间、金钱、受伤甚至死亡的威胁，但这种付出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而与群际冲突结果相联系的回报，比如领土、地位等，则群体内所有成员都可以平等使用，不管其对群体的贡献如何，因而参与是不理性的。然而，假如每个群体成员都进行逃避的“理性”决策，群体则会失去竞争力和公共资源，每个群体成员都将承担竞争失败所带来的一切不利后果。所以，从群体利益的角度看，个体参与群际冲突又是理性的。毕竟，群体赢得冲突的可能性大小依赖于群体成员的参与程度。但个体参与冲突的程度越高，冲突产生的破坏性就越大，因此，从集体利益的角度看，冲突双方都采取妥协（不参与）的方式以确保和平则是更理性的。这样，冲突双方都可以避免经济上的损失甚至人员的伤亡。为了模拟个体、群体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以探索和预测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的决策行为，Bornstein提出了群际囚徒困境游戏（intergroup prisoner's dilemma， IPD） 。
IPD游戏在两个3人小组间展开，每个参与者在游戏开始之前会收到10张游戏券并决定自己保留多少、捐出多少到公用基金。每保留1张游戏券给自己，游戏者会获得2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组内和组外其他任何人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到公用基金，每个内群体成员（包括捐献者）均会获得1个单位的钱币，但同时每个外群体成员均会损失1个单位的钱币。这样，个体以损失1个单位钱币的代价使所在小组获得3个单位的钱币，而使外群体损失3个单位的钱币。
这一游戏反映了群际冲突情境中个体决策所采用的关键策略：个体优势策略、群体优势策略和集体优势策略。如果采用个体优势策略，即自己保留所有游戏券，个体将获得最高的个人回报，而不管所有其他内—外群体成员怎么做；如果采用群体优势策略，即所有群体成员都捐出他们的全部游戏券，捐献者所在群体将获得最高的群体回报，而不管另一个群体怎么做；如果采用集体优势策略，则无论内群体和外群体成员都不捐献任何游戏券，这样所有两个群体成员的利益都最大化了。因为，如果两个群体都捐出所有的游戏券，则会导致两个群体获得的利益最小化，收益都为。
IPD游戏能清晰地反映群际冲突情境中个体的决策行为特点，但其潜在动机却比较模糊。虽然在单个群体的困境游戏中，捐献显然是受利他动机驱使，保留显然是受利己动机驱使，但在 IPD游戏所模拟的群际冲突中，捐献和保留的动机却不明确。捐献既可能是由帮助内群体的利他动机所驱使，也可能是由增加内群体优势的竞争动机所驱使；保留既可能出于利己动机，也可能是关注集体利益的利他动机使然。为了区分这些动机，Halevy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游戏范式，群际囚徒困境差异最大化游戏（intergroup prisoner's dilemma—maximizing difference game，IPD—MD）。
与IPD游戏不同，IPD—MD游戏设计了两个公用基金，组内公用基金（within—group， W基金）和组间公用基金（between—group， B基金）。每个群体成员需要决定将游戏开始前得到的10张游戏券保留多少给自己、捐献多少给W基金和捐献多少给B基金，游戏同样在两个3人小组间展开。每保留1张游戏券给自己，游戏者会获得2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组内和组外其他任何人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到W基金，每个内群体成员（包括捐献者）会获得1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外群体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到B基金，每个内群体成员（包括捐献者）会获得1个单位的钱币，但同时每个外群体成员会损失1个单位的钱币。这样，每捐献1张游戏券给W基金，个体就以损失1个单位钱币的代价使得内群体获得3个单位的钱币，不影响外群体的收益；每捐献1张游戏券给B基金，个体就以损失1个单位的钱币为代价换得内群体获得3个单位的钱币，同时使外群体损失3个单位的钱币，差异达到最大化。
IPD—MD游戏清晰地反映了群际冲突中个体的决策动机。捐献给W基金，反映的是使内群体受益而不伤害外群体的利他动机；相反，捐献给B基金则反映的是增加内群体相对优势的竞争动机；什么都不捐，则显然出自利己动机，不再与关心集体利益的利他动机相混淆。由此可见，IPD—MD游戏与IPD游戏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增加了向W基金捐献的选择，而这一改变正好弥补了IPD游戏不能探测决策行为潜在动机的.不足。
采用IPD—MD游戏范式的研究显示，在群际冲突情境中，支配个体行为的动机是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而非增加内群体相对优势的竞争动机，游戏中，个体体现出了高水平的群体内合作行为（捐献给W基金）和低水平的群际竞争行为（捐献给B基金）。但群际冲突情境中的这种决策动机及行为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沟通会增加群体内的合作行为，但不会影响群际间的竞争行为；具有稳定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会显示更强的内群体信任和内群体偏爱，更容易为了内群体利益而做出自我牺牲，但不会显示外群体不信任和外群体厌恶；吸收了神经肽后叶催产素的个体促进了内群体的信任和合作，这种动机是防御性的，而非朝向外群体的冒犯性的、攻击性的动机。
上述研究采用的均是单次的决策设计，但现实生活中的群际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长时间内发生的多次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通常对个人的决策存在强烈影响，所以相比单次决策，重复决策设计更具现实意义。它至少在两个方而不同于单次决策：第一，在1个持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行为可能依赖于其他游戏者的早期决策，这使得互惠合作策略的使用成为可能，这样，在单次决策中的不理性行为，在重复决策设计中则可能是理性的；第二，重复的决策环境使得决策者有机会了解各种策略使用的结果，并由此调整自己的行为，而单次的决策则不行。Balliet等人对社会困境中的社会价值取向与合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元分析，证实了单次决策和重复决策的确存在差异。
Balliet等人所做的元分析发现，与单次决策相比，采用重复决策设计，无论奖赏还是惩罚都更能增加合作行为。其中，有的奖赏和惩罚涉及实际的物质回报（决策结果会换算成钱或物作为实验的额外报酬付给被试），有的则是虚拟回报（决策结果不会换算成钱或物作为实验的额外报酬付给被试）。结果发现，与虚拟回报相比较，真实回报条件下的奖赏和惩罚对合作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有效，效应量分别达到0。 97和0。 78。但该文并没有把回报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来考察其对决策的影响，这就很难区分个体决策行为的差异是由回报量的差异造成的还是由回报方式的差异（真实回报或者虚拟回报）造成的。因为，以往的研究采用虚拟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虚拟回报量数额较大；而采用真实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现金回报量则一般是较小的。基于此，本研究采用相同回报量不同回报方式的设计，探索真实回报和虚拟回报所导致的决策行为和决策动机的差异。
现实冲突理论指出，群际竞争是由群体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所引发的。如果群体间不存在竞争理由和竞争历史，则群体成员会采取最大化群体绝对收益的决策，而不是最大化群体相对收益的决策。冲突历史对群体成员的决策行为存在影响。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采用重复决策的IPD—MD游戏范式模拟不存在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采用先进行IPD游戏再进行IPD—MD游戏的范式模拟存在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探索在具有不同冲突历史的群际冲突情境中，不同回报方式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并寻找这种决策行为背后深层次的动机因素，为决策研究设计是否应考虑回报方式对决策的影响提供数据支持，同时也为探索群际冲突的解决提供实验参考。
二、讨论
本研究采用IPD—MD和IPD重复决策设计游戏范式，通过两个实验模拟未经历冲突和经历冲突的群体之间，在不同回报方式条件下群体成员的决策动机和决策行为特点，扩展了Halevy等人}的研究结论。结果发现，不论群体在前期是否经历冲突，个体在模拟的群际冲突情境中都体现出了一致的决策行为特点和动机：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主导着群体成员的行为，个体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间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相对收益，个体对内群体的偏爱与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是相互联系的；在现金回报条件下，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会捐献更多的游戏券到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绝对收益，个体对内群体的偏爱与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是相互独立的。虽然在决策动机中掺杂着利己主义的动机成分，但游戏券保留量在两个实验中基本都在持续减少。由此可见，回报方式是影响个体在群际冲突情境中决策动机与决策行为的重要因素。
（一）对提升决策研究生态效度的启示
不同的奖励控制可以提高或降低被试的判别阈限，从而影响决策过程。Hinvest和Anderson探索了真实回报和虚拟回报对延迟贴现和概率贴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比虚拟回报，真实回报会显著减少决策行为的冲动性。显然，回报方式对个体的决策行为会产生影响，这与本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这是否向我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模拟社会困境这类决策实验时，实际的现金反馈更接近真实世界？的确，当群际冲突涉及切身利益时，超越外群体或者攻击外群体要冒损失的风险，易造成两败俱伤，所以投给组内公用基金以最大化群体的绝对收益同时使自己受益，这种决策是双赢的最佳选择。而当决策涉及虚拟回报时，因为决策结果不会产生实际的损失，所以模拟的真实性是否会受到质疑？
虽然，在行为经济领域，涉及实际的现金反馈是比较普遍的；但在心理学界，采用虚拟反馈研究社会困境中的决策行为则是更为普遍的。并且，在决策研究中还存在一种现象：采用虚拟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虚拟回报量会比较大额（比如：￥3000）；而采用真实回报决策时，所涉及的现金回报量则一般是小额的（比如： ￥3）。这就很难区分个体决策行为的差异是由回报量的差异造成的还是由回报方式的差异（真实回报或者虚拟回报）造成的。因此，在做类似决策实验时，我们需要考虑决策回报方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以提高决策实验的生态效度。当然，在未来的研究中，如果我们能够探索并证明虚拟回报量在什么样的比例时与真实情境所起的效果是一致的，也能有效地提高虚拟决策的生态效度。
（二）对解决群际冲突的建议
群体通常都被认为比个体更具竞争性和攻击性，这一现象被称之为个体—群体中断效应，目前这项研究发现并非如此。在现金回报条件下，即使群体经历过冲突，群体也不是更具竞争性或者攻击性。事实上，当可能的时候，群体成员宁愿合作以最大化群体的绝对收益，也不愿采取竞争的策略以最大化群体的相对收益。当然，当最大化内群体的收益必须要以伤害外群体的方式来实现的时候，内群体成员也会毫不犹豫地采用竞争的策略，这一研究结果对冲突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现金回报条件下的IPD—MD游戏中所显示的高水平的内群体合作和低水平的群际竞争说明，群际冲突可以通过激发群体成员朝向群体内部的利他主义，而非朝向外群体的狭隘的利他主义而得以解决。尽管在IPD游戏中，“和平”只有所有成员都采取自私或者背叛的策略才能实现，要制止战争就必须消除内群体偏爱。但在IPD—MD游戏中，群体只要能够调动集体行为就可以避免战争，比如群体双方采取集体优势策略，都只投给W基金，就能够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只要双方群体克制外群体厌恶，内群体偏爱就能被利用于提高群体内的合作。这样，个人、群体和集体将大大受益。
IPD—MD游戏对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内群体偏爱和外群体竞争或攻击、利他主义和狭隘的利他主义的清晰区分，对于我们探讨群际间的竞争和合作行为及动机是一个良好的研究工具。
三、结论
在群际冲突情境中，决策的回报方式对个体参与群际冲突的动机及行为有显著影响：在虚拟回报条件下，超越外群体的竞争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通过高水平的群际竞争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相对收益；在现金回报条件下，使内群体受益的利他动机主导着个体的行为，个体通过高水平的群内合作以最大化群体在群际冲突中的绝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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