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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奈达功能对等理论的不足论文
摘要:奈达的“功能对等论”将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反应是否一致作为衡量翻译的最高标准,所以称为“读者同等反应论”。该理论主要是运用于《圣经》的翻译。而在文学翻译中,由于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异质同构的表达方式的不同、译者个人因素的差别,这一理论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关键词:功能对等论;文化差异;异质同构
尤金·奈达是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及翻译家。其在翻译理论研究方面的重要地位是在20世纪60年代确立起来的。他是迄今为止美国翻译理论界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一。
他翻译理论的核心是“功能对等论”。“功能对等”理论是奈达翻译理论的精髓。这一理论以《圣经》翻译为着眼点,它的最大的功能对等的定义是:“译文文本的读者应该基本上能以原文读者理解和欣赏原文的方式来理解和欣赏译文文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就语言层面来说,他的这一理论是十分恰当的。而在翻译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语言问题。
这一理论在处理语言转化的问题上抛开形式看内容、抛开语言差异看读者的反应的特点。所以奈达的这一理论能够受到翻译界的普遍欢迎。
在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功能对等论”产生的特定背景。
当时奈达的“功能对等论”主要应用于《圣经》的翻译,而《圣经》翻译的准则就是把上帝的旨意忠实地传达下去,因此重内容不重形式。从《圣经》翻译的目的来看这一理论无疑是正确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把这一理论当成了普通的翻译理论,甚至在讲究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也运用这一理论。显然这是对奈达的“功能对等论”的误解及误用。
我国著名翻译理论家王东风却说:“如果我们省略掉圣经中读者不理解的暗喻,那么许多意义将不可避免地丢失。”对于《圣经》的翻译尚且如此,那么在文学翻译中,这一理论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一、文化的不同会使读者的反应不同我们都知道,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各个文化都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会对文化之间的翻译产生障碍。
翻译作为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重要手段,它不仅是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而且是文化之间的一种交流。读者的文化差异决定了他们对同一事物的反应是不同的。这种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历史、宗教、地理及政治等方面的文化差异。
(一)历史文化的不同
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它发展的特殊性,有其不同的社会条件。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底蕴,英国也是如此。同样,历史发展的不同在语言中会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痕迹,这种痕迹集中反映在习语和历史典故上。如果不了解源语文化中的历史典故和习语,那么就连理解都会有困难,更不用说是处于不同文化中的读者对同一作品的反应是相同的了。所以要译好不同语言中的习语和历史典故,必须了解语言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如在英语中有一句谚语“Rome was not builtin a day.”这一谚语反映出罗马帝国从13世纪到16世纪所经历的繁荣与辉煌。它的意思是做什么事都要经历艰难困苦。要拥有坚忍不拔的毅力才能完成。当处于英语文化中的人们读到它时,不仅会想到这一层意思而且在头脑中把这个谚语和它的历史文化背景联系起来。在中国的文化中,有一个跟它很相似的谚语“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是指要想成功地做成事情,是不容易的。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来看的话,读者对这两谚语的反应应该是相同的。如果从读者容易理解的程度来考虑的话,把“Rome was not built in aday.”译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的翻译是合理可行的。因为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但“Rome was not built in aday”,这一谚语就其历史的形成和发展来看,它代表了罗马帝国是经过了三百多年的艰苦斗争与残酷的对外扩张而形成的一个大国。但中国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谚语却来自自然现象。它们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当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翻译成“Rome was not built in aday.”时,中国的读者的反应与英语文化中的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中国读者读到的是它的字面意义,而无法体会它在文化方面的意义。
(二)地理环境的差异
一个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地方,便会形成与此地域相一致的对事物的特殊的看法,会形成独特的审美情趣和思想意识。例如,在我国的北方地区,有一句谚语“春雨贵如油”,而对于身处低纬度国家的人们来讲就肯定难以理解,因为在他们那里雨是很常见的东西。再如,翻译界有名的东西风之争。在英国,人们喜欢“西风”而讨厌“东风”,因为北大西洋暖流带来的“西风”给英伦三岛送去了温暖,而来自欧洲大陆北部的“东风”则是寒冷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脍炙人口的《西风颂》中,他这样写到:O,Wind,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啊,西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在这首诗中,所指的“风”即为西风,处于特殊地理文化中的英国人看到这样的词语时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事实上在雪莱的这首诗中,“西风”比喻作革命。当中国的读者遇到这样的翻译时,他们的反应和英国读者的反应肯定是有冲突的。他们疑惑:西风,一种冷风如何会带来春天?因为在我国“东风”才是温暖的风。
(三)宗教文化的差异
英语作为基督教民族的语言,其中有大量的宗教用语,这些宗教用语涉及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a Judas犹大。
犹大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为了三十块银币便出卖了耶稣。
后比喻叛徒。再比如,David and Goliath大卫和歌利亚。大卫是个牧童,在与巨人歌利亚交战时用弹弓把巨人打死了。
这个故事是指弱者战胜了强者。试想如果不了解其宗教文化,我们中国人怎么会和源语文化读者的反应相同呢?中国人信仰佛教、道教和儒教。儒教、道教、佛教“三教”在中国的历史中长期共存,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临时抱佛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等教条都不同程度地烙在了人们的心理了。而西方人认为所有的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下面有一例: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曹雪芹,《红楼梦》)Man proposes,God disposes.
(Tr.David Hawkes)
根据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这样的翻译从语言结构和读者的理解力方面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天”这个词在中国人认为是指“天国”、“天堂”。而“God”这个单词在基督教里是“上帝”的意思。这样一来Tr.David Hawkes把一个信佛的人变成了一个信耶稣的人了。在读者头脑中形成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读者的反应也不会相同。
(四)政治文化的不同
政治文化的不同是一个国家中各个不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与思维。当遇到关于政治文化译文时,处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因各民族制度、道德观和价值观千差万别,人们往往对同一事物与词汇有着不同的看法与理解。比如,对人权(human right)就有不同的看法,英美的人权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人权意义是不同的。西方人认为个人的权利高于一切,是重中之重。强调个人的重要性。而在中国,人们看重的是团体、组织及集体的利益和荣誉。中国的观众都看过一部影片叫《黄河绝恋》,在这部影片中,当被日本兵包围的时候,美国兵詹姆士的表现是举起手来(假装投降来救中国的那个小女孩),而中国的战士刘占山的表现却是英勇奋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当中国的观众看到这里时,有可能对詹姆士产生误解,因为在中国举起手来就意味着投降。他们觉得詹姆士是个叛徒。而在西方的观众看来,刘占山虽然英勇善战但死得却没有意义。所以不同的政治文化会使人们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引起人们对同一件事情产生完全不一样的反应。
(五)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态度的差异思维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人们对一件事作出的反应。
中国的思维模式是以五行生克和阴阳消长为基本内容的。
而西方则以公理为出发点,其基本模式是亚里士多德的原理。东西方价值观念差异也很大。比如年龄。在东方文化中长者是智慧和权威的象征。如“老师傅”“老干部”“王老”。在西方,尊重青年是西方国家的重要价值观。当遇到“It’s great to be learned,it’s greater to be young”。东西方人的反应肯定是不同的。
因果报应是东西方人态度差异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我们主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多行不义必自毙”。因此落水狗该打,对东郭先生恩将仇报的狼该杀。中国人对待诸如此类的事是拍手称快的。所以当遇到西方人所推崇的“Loveyour enemy”时,怎能期待中西方人的反应是相同的呢?二、异质同构的表达方式也会引起读者的不同反应(一)奈达认为两种语言中存在着异质同构的现象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就认为用异质同构的表达方式进行的翻译真的能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反应。
上面提到的“雨后春笋”应该译成to grow like mush-rooms,理由自然是竹子在英国不是土生土长的植物,所以英美读者无法获得与中国读者相同的语义反应。那么,shedcrocodile tears应译为“猫哭老鼠,”而不能译成“鳄鱼的眼泪”了。因为鳄鱼在中国是不多见的动物。那么在中国古代形体语言的词“拱手道别”,是不是也要译作英语中的“kisssb goodbye?”在英国的风俗中,未婚夫妻出门,要扔old shoe(旧鞋)欢送,这表示一种吉祥。如按照功能对等理论,是不是该译作“放鞭炮”呢?否则要把它译作“扔旧鞋”,就等于是骂她“生活作风不正派”,因为“旧鞋”极容易让人想到贬义词“破鞋”。很显然,这样的翻译无法引起处于不同文化中的读者的相同反应。
(二)记忆图式反应的不同
同样会导致读者的不同反应如果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翻译,那么原文和译文有可能对等,因为这中间不涉及文化方面的因素。
因为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涉及到不同的文化,即便是采用异质同构的表达方式也会引起原文读者与译文读者不同的反应。现依然以成语“雨后春笋”为例,就异质同构来说,它可以译为英语“mushrooms after a spring rain”。从表层意义和深层意义来看,这样的反应无疑是对的,它们的语意都是指“新生事物大量涌现”。中国的读者读到这句时,记忆图式中还会出现“下雨后大片春笋茁壮成长”的原型。而英美读者只能获得与中国读者相同的语义反应,而其记忆图式中的原型反应则是完全不同的。他们的记忆图中是蘑菇,而不是中国人记忆图中的竹笋。类似的例子还有:(1)To drink like a fish.
豪饮如牛
(2)To lock the stable door after the horse is stolen.
亡羊补牢
(3)Neither fish nor flesh.
非驴非马
(4)Cry wine and sell vinegar.
挂羊头卖狗肉
在(1)中“牛”译作“fish”;`在(2)中“牢”译作“stabledoor”;“羊”译作“horse”and“亡”译作“stolen”在(3)中“驴”译作“fish”and“马”译作“flesh”,在(4)“挂”译作“cry”,“羊头”译作“wine”并且“狗肉”译作“vinegar”。在这些例子中,其语义是相同的。但就其在中外读者头脑中的记忆图来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读者的反应也是不同的。
三、译者的因素
翻译是通过译者这个中介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活动。译者的目的、喜好、表达方式、翻译策略使得原文会有很多不同的译本,试想读者对不同的译本的反应是不同的。
怎么会对原文的反应一致呢?那么原文的读者的反应更不可能与译文读者的反应一样了。如哈葛德的爱情小说JoanHaste,这部小说在本世纪初由蟠溪子译的,译名是《迦因小传》,在该译本中凡是有违中国伦理道德的男欢女爱的情节,特别是女主人公未婚先孕的情节都被译者略去了。这样符合中国的伦理标准。中国的读者读到这样的译本怎么会和原文的读者反应一样呢?简而言之,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是《圣经》的翻译理论,不是普通的翻译理论,更不是文学翻译理论。翻译时要注意它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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