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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浅析鲁冰童话中的真善美
鲁冰，男，汉族，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人，七十年代出生，中国当代童话作家。2000年开始童话创作，曾在《中国儿童报》、《少年日报》、《童话世界》、《童话王国》、《中外童话故事》、《世界儿童》、《大灰狼画报》、《幼儿故事大王》、《好儿童画报》、《东方娃娃》、《小学生故事》、《小葵花》、《红蕾》、《快乐童话故事》等刊物上发表童话近百篇。
摘要：鲁冰是中国当代童话作家，曾获第十六届冰心儿童文学奖。他的童话字里行间处处透着冰心老人的“爱的哲学”的气息――讴歌母爱、咏叹童心、礼赞自然，不仅为儿童建构起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且为成人保留了一个可以回归的精神家园。本文从鲁冰童话中的真善美三个纬度，探研他的作品。
关键词：鲁冰童话 真 善 美
鲁冰是中国当代童话作家，曾获第十六届冰心儿童文学奖。他的童话字里行间处处透着冰心老人的“爱的哲学”的气息――讴歌母爱、咏叹童心、礼赞自然，不仅为儿童建构起了一个理想的社会，而且为成人保留了一个可以回归的精神家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说：“鲁冰的童话，给予读者的是一双寻美的慧眼，一颗向善的心灵。”在这个纷繁喧嚣、物质横流的现代社会，鲁冰能以孩子般的心态，童真的眼光，发现来源于人间、大自然中的真善美，创作出老少咸宜的作品，可以说是我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的特色。据此，本文从鲁冰童话中的真善美三个纬度，探研他的作品。
一、真
“真实是文艺的生命。”“真既要有真实的形象，也要有真情实感，否则不能成其真。”①读鲁冰的童话，你感到的不是矫揉造作，也不是虚情假意，而是一种亲切，一种质朴，一种扑面而来的暖暖春意。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形象的真。这里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人物形象的真。《秋天的最后一朵玫瑰》塑造了一个对病妻不弃不离的丈夫的形象，蕴含着和暖的春晖：一位老园丁，面对医生对妻子冰冷的诊断――“她成了一个植物人”;面对众多好心人的劝说――“你付出的一切都是没用的，生命已经离她而去了”，依然抱着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乐观坚定的心，十多年日复一日，像照顾园子里的植物一样，精心照料着妻子。并且每天早晨，他都要采下园子里最早绽放的一朵花儿，放在妻子的床头。在某个深秋的某一天，当老园丁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灰心丧气，甚至想一死了之的时候，因为爱――对妻子深深的爱，使他挺住了。此时妻子竟然苏醒过来，怀中抱着一朵玫瑰，一朵刚刚剪下来的秋天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人间最美的一朵花》塑造了一个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宝宝生命的母亲形象，融驻着深深的母爱：七位仙女各拿着一朵花儿，想用人间最美的一朵花儿装饰天宫。于是她们都认为自己的花是人间最美的。当前六位仙女夸赞完她们的花――红色的牡丹、橙色的君子兰、黄色的金盏花、绿色的菊花、蓝色的矢车菊、靛色的桔梗花，最小的仙女却拿出一朵小小的即将枯萎的紫色的丁花，娓娓道来这朵平凡的小花后面不平凡的故事：面对突然而降的天灾，被压在房屋下的母亲，为了让自己的宝宝活下来，在没有乳汁的情况下，咬破自己的手指，用鲜血当乳汁喂饥渴万分的宝宝。数日后，人们发现她们的时候，宝宝安然无恙，而这位母亲已经长眠不醒。另一类，是动物形象的真。动物在鲁冰童话里占了主体地位，它们都被拟人化、人格化了。但是鲁冰在塑造这些动物形象的时候并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天马行空，还是与动物们在自然中所拥有的某些特性保持一致的。比如，在他的许多童话作品中多次出现的熊的形象。现实中的熊给人的印象一方面是笨重的、好吃的，所以作品中每每写到与吃与玩有关的话题，总少不了熊这个形象。《月光蛋糕》里把肚子吃得像皮球一样的小熊，《小熊冰雹》中的小熊为了喝蜂蜜，竟然要乘着气球飞到蜂巢，《挂满灯笼的小路》那个因为贪玩而迷路的小熊，等等。熊又给人一种憨厚老实的印象，因此鲁冰又把它塑造成乐于助人的形象，《一双木鞋》、《两个蛋糕》等作品中的小熊都是以一个健康阳光的形象出场的。其他动物，诸如，写蟋蟀、知了时，它们总是与音乐相联系的;写蜜蜂时，赋予它的是勤劳的形象;写戴胜鸟时，美丽总是与它相伴。
第二，人物的真。鲁冰童话里还多次出现了历史人物，如《九曲明珠》中的杜三娘、孔子、颜回、子贡，《鞭打芦花》中的子骞，《百里奚》里的百里奚，《杏花故事》里的吴董奉、曾点、杨玉环等，这些人物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也是有的。据鲁冰说，他的《九曲明珠》是根据《绎史》卷八引《冲波传》写成的：“孔子去卫适陈，途中见二女采桑，子曰：‘南枝窈窕北枝长。’答曰：‘夫子在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得，著来问我采桑娘。’夫子至陈，大夫发兵围之，令穿九曲明珠，乃释其厄。夫子不能，使回赐返问之，其家谬言女在外，以一瓜献二子。子贡曰：‘瓜，子在内也。’女乃出，语曰：‘用蜜涂珠丝，蚁将系丝，如不肯过，用烟熏之。’子依其言，乃能穿之。于是绝粮七日。”《百里奚》是依据清卢文弨《群书拾补》辑《风俗通逸文》所写：“百里奚为秦相，堂上作乐，所赁浣妇，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抚弦而歌者三。其一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其二曰：‘百里奚，初娶我时五羊皮，临当别时烹乳鸡──今日富贵忘我为?’其三曰：‘百里奚!百里奚!母已死，葬南溪;坟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搤伏鸡──今日富贵捐我为?’问之，乃其故妻，还为夫妇也。”《鞭打芦花》来源于元郭居敬的《单衣顺母》：“周闵损，字子骞，早丧母。父娶后母，生二子，衣以棉絮;妒损，衣以芦花。父令损御车，体寒，失鞭。父察如故，欲出后母。损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母闻，悔改。”《杏花故事》里的“杏林”、“杏坛”也都有相关的参考文献。
第三，情感的真。“鲁迅先生在要求‘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生活’的同时，要求它们有‘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要求作家要有强烈的爱憎情感。可见艺术家强烈真挚的感情也是文艺作品基本的要素之一。那些没有真情实感、漠然于社会之外的‘超世’之作是登不了文艺的大雅之堂的。”②鲁冰童话里情感的真主要集中在一个“爱”字上。爱是人性中最温暖、最美丽、最让人感动的一缕光辉。人生在世，不一定人人都是成功者，不一定人人都是英雄豪杰，但每一个人都应该心中装有“爱”。爱是和谐美好之道，是永恒的主题。鲁冰说：“爱与感动能创作出怎样的奇迹啊!”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总处于高度紧绷、忙碌的状态，心中的“爱”好像在逐渐淡化。鲁冰的童话正如一股清泉流入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唤醒了人们隐埋于内心深处的“爱”，迎合了人们心理活动对于情理真实的需要，他的童话能够真实地再现人的主观世界，引起读者的共鸣。
二、善
温家宝同志在论述文艺功能时指出：“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③鲁冰的作品里的这些美都表现在了一个“善”字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漫长的物种进化过程中，人从自然界脱颖而出，成为当之无愧的“万物之灵”。但无论人如何进化，都改变不了这样的事实：人既来源于自然界又依存于自然界，人永远是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没有自然，人类就不能呼吸空气，如果没有自然，人类就不能饮水，那么人类就将灭绝。所以，人类应该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应该把大自然作为同前进的伙伴，作为共同发展的朋友，人类与大自然共生、共赢、共荣。鲁冰的童话正表达了这样的自然观。《苹果树》里的一棵老苹果树在寒冷的冬天里，惦念着一位正在生病卧床不起的老婆婆。想着老婆婆平时对自己的精心呵护：除草、施肥、捉虫，于是为报恩恳求一只喜鹊折下它的枝，衔给老婆婆给她取暖，自己却变得光秃秃的，再也不能像别的树那样长出绿叶了。一只小燕子被老苹果树的故事感动了，不仅求来魔尘使得老苹果树复活，而且帮助老婆婆修补了破房屋。一切皆大欢喜。鲁冰以朴实的语言表达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类和各种生灵同为自然之子，是灵性相通的，人类怎样对待大自然，便是在怎样对待自己。只有善待大自然，才可得到大自然的回报。《柴门》营造了一个温馨、纯净、诗意的“世外桃源”，老奶奶、小狐狸、公鸡、羊儿……快乐和平地生活着，人与自然也许就应该是文中这种和谐的关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人与自然共生共存，友好演化，谁也不给谁添麻烦，这样的和谐相处，正是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人与自然和谐了，人与人也就和谐了;而人与人和谐了，人与社会也自然和谐了。
第二，是个人与他人的和善相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尤其是社会利益关系的表现形式。人类要生存，首先必须满足各种需要。任何需要都是一定主题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对一定对象的需要，都必然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实现。因此，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关键是要处理好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关系。鲁冰童话里所主张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原则上。一是宽容原则。宽容是催化剂，可以消除隔阂，减少误会，化解矛盾;宽容是润滑剂，能调节关系，减少摩擦，避免碰撞;宽容是清新剂，会令人感到舒适，感到温馨，感到自信，感到世界的美。《鞭打芦花》向我们讲述的是一个小孩――子骞如何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原谅后母对他的所作所为，最后一家五口人冰释前嫌，和睦幸福地生活着。人与他人的相处是需要心灵的沟通与交流的，人要学会包容他人，这样人与人之间才能和善的相处。二是助人的原则。《挂满灯笼的小路》里的萤火虫给迷路的小熊带走黑夜的恐惧，它们的灯不仅照亮了黑暗，而且照亮了小熊的心。《棉花心》里的雪人对于快要冻僵的受伤的小燕子的保护。《两个蛋糕》中的小熊对于瘸腿小兔的关心――暗中调换两人的蛋糕，让小兔赢得比赛，得到他梦寐以求的滑板车――因为站在滑板车上滑行，他就不会老是摔跤，也就没有人知道他是一只瘸腿兔子。《风铃丁当》：风雪路上，一只小兔为了给年老体弱的猪婆婆付车费，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零花钱――是为了给自己买圣诞礼物的，给了司机驯鹿。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伸出友谊之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候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舍非常之舍，得非常之得”。我们在平时应该时常为他人着想，善于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手，那么当你遇到困难或求人办事时，就可以得到这种信任换来的鼎力相助，我们的生活中就会形成一个善的循环。三是奉献的原则。《一双木鞋》里好心的小熊将自己最心爱的木鞋给了瘸腿的小兔，而且悄悄替小兔做了一双特制的木鞋。《最亮的眼睛》里的小青蛇受云雀妈妈的遗嘱，几年来默默地照顾失明的小云雀，即使在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心中最挂念的还是小云雀。有一首歌唱得好：“只要人人都奉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每一个人都奉献出一点爱，这个社会就会像一粒粒小水珠融成大江大河一样，具有凝聚力，而奉献者收获的不仅是一种幸福，一种情感，更多的是他人的尊敬与爱戴。四是孝敬原则。亲恩不可以忘，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赡养父母是每一位做儿女的义务。《呦呦鹿鸣》充满着爱与理解：鹿娃为了治好妈妈的眼疾，经常风雨无阻地去山上采草药，冬天里，为了驱走严寒，更为了那贫困的家，鹿娃总是拼命地干活。山精姑娘被他感动，使他变成一只小鹿，混进鹿群，去搜集鹿乳，用来给他妈妈治眼。鹿娃的善心也感动了鹿妈妈，他终于得到了鹿乳，治好了妈妈的眼病。
篇二：论《达洛维夫人》与《时时刻刻》的女性精神世界
摘要：《达洛维夫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传世之作，文章阐释了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对《达洛维夫人》的解构与重塑。论述了伍尔夫太太，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 布朗太太(劳拉)三个不同时代的女性述说着近乎相同的女性精神世界与生命体验，演绎着几乎相同的女性觉醒、独立的精神变迁与生活抗争的故事。
关键词：克拉丽莎;存在感;自我认同;布朗太太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20世纪欧美杰出的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之一，是英国现代最为引人关注的女作家，以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心理对女性的生活状况和生存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她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与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的九部中长篇小说中有四部属于意识流小说，而《达洛维夫人》(发表于1925年)是其四部意识流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一部。[1]七十多年后，美国作家迈克尔·坎宁安创作了《时时刻刻》，弗吉尼亚·伍尔夫成为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坎宁安通过伍尔夫太太(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布朗太太(劳拉)等三个跨越时代的女性述说着近乎相同的生命体验，演绎着几乎相同的与生活抗争的故事。2002年根据这两本小说改编的电影《时时刻刻》上演，一时好评如潮，获得第60届金球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女主角大奖，并获得第75届奥斯卡9项提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达洛维夫人》和《时时刻刻》的女性形象，探寻作品所展现的不同时代的女性精神世界。
一、《达洛维夫人》中的女性的精神世界
王家湘先生在《达洛维夫人》“译序”中写道：伍尔夫认为，用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不能捕捉真正的生活。她眼中的真正的生活、真正的现实是变动不已的、未知的、不受拘束的、像一个明亮的光轮般的人的精神世界。[2]在《达洛维夫人》的人物构建中，伍尔夫创造出处于螺旋式延伸的平行轨道的克拉丽莎和赛普蒂莫斯。小说写的是1919年夏季的一天，达洛维夫人(克拉丽莎)从早上为晚宴购物准备到晚宴结束这一天的生活，但在一天里，通过回忆、联想等手法，小说超越时空的限制，展示了她的一生、她的性格，展示了她与家人、朋友、恋人、丈夫等关系。克拉丽莎从早晨上街买花到晚上举行晚宴的时段里，在伦敦街头面对旧友、人群、环境景象时引发她对人生这52年来的回顾与遐想;赛普蒂莫斯在伦敦公园里通过他敏锐的感官，勾起他对战争、死去战友的回忆，直至精神崩溃，神志恍惚。他们在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轴，却素不相识。他们一个神志清醒，一个思维混乱，身份地位却不相同，唯一的纽带就是伦敦街头大本钟传出低沉深长的钟声，撞击着他们的内心，敲打着他们的生命与岁月。
《达洛维夫人》中平行轨道上的主人公克拉丽莎与赛普蒂莫斯反映了伍尔夫生活状态中的两面。一面是如克拉丽莎一样处于平稳情绪状态下的名流太太，享受着有钱有闲的贵族生活，但时而为自己的无能和模糊的价值存在感迷茫;一面是如赛普蒂莫斯一样处于精神紊乱状态下的乖僻作家，看到上流社会的丑恶与整个社会弊端，却无法在自我矛盾中寻找出路。
在1922年10月14日的日记里，弗吉尼亚这样谈到自己的这个新构思：“一种对疯狂与自杀的研究，把神志正常的人眼中所见的世界并列在一起。”在这本小说中，[3]克拉丽莎和身边的人组成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在战争胜利后，人们欢呼雀跃，生活有条不紊，安定幸福。从克拉丽莎的角度来看，世界就像刚刚诞生的婴儿，嗷嗷待哺，未来充满光明与希望，万物复苏，春暖花开。赛普蒂莫斯则和参战归来，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组成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战争留给人们的阴霾，弥漫着死亡的威胁，失业的恐慌，精神得不到救赎，亡灵找不到归宿。从赛普蒂莫斯的角度来看，世界是垂死挣扎的老人，孤独绝望，眼前的路盘根错杂，水深火热。
当医生布拉德肖参加克拉丽莎的家庭晚会时，其太太将赛普蒂莫斯的死讯带给了她。这是他们之间的唯一共同触点。克拉丽莎对这位年轻军人萌生出似曾相识的感觉，晚会过后这个年轻人的死如同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克拉丽莎不断地思考联想，文中这样写道：
死亡是种挑战。死亡是种传递思想的努力;人们感到无法达到那神秘的琢磨不到的中心;亲近的变得疏远;狂喜消失，只有自己形影相吊。死亡中有着拥抱。……但这是多么不平常的夜晚啊!她不知怎的感到非常像他――那个自杀的年轻人。她很高兴这样做了;抛弃了一切。[4]
让克拉丽莎产生熟悉感受的不是赛普蒂莫斯，而是死亡本身。克拉丽莎身为上流社会善于交际的太太，在外人看来家庭幸福和睦，她外表光艳，做事精明能干，打理家务、筹办晚会都得心应手。但是在她的内心，无为和空虚早已侵蚀她的全身。她只是达洛维家庭中的符号，是整个家庭的附属品。安排细致妥当的晚会，主宾喧哗的社交场，这些都与克拉丽莎息息相关，却都被贴上达洛维的标签，自我存在感的空缺让她联想到“死亡”――充满诱惑与险恶的黑洞。对这个黑洞好奇却敬畏，她只能像如同儿童探险般的多次伸出脚试探，最后都在自我安慰和家庭责任感下缩回了脚。
伍尔夫笔下克拉丽莎浓缩人生的一天当中，她的思绪拜访过这些人：从印度回来的初恋男友彼得·沃尔什，她身为议员的丈夫理查德·达洛维;她在少女时期爱慕崇拜的女友萨利·赛顿，社交朋友休·惠特布雷德和他的妻子布雷顿夫人;克拉丽莎的女儿伊丽莎白，她的家庭教师吉尔曼小姐。从眼前到对过往美好的追忆，再从过去游离到幻想。她的思绪阳光般洒落在每个人身上，光影交错，离散重叠，透析着克拉丽莎从孩提到中老年的整个人生。
传统小说认为故事形象是要故事情节来展现的，但《达洛维夫人》中的人物不是根据情节发展才一一浮出水面的，而是根据心理层面的上的意识流动将人物依次带出。谷启楠先生在《达洛维太太》译本“前言”中指出，伍尔夫(谷本译为吴尔夫)“采取的最主要手段是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包括他们的一系列感觉、想法、回忆、联想和反思。这样做是为了从人物本身的视角出发，去展现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5]小说中间接的内心独白，叙述了人物的心理活动，记录了人物的内在感情历程。作家的目光不是局限于主人公个人的得失喜悲，而是探索人物心灵的隐秘感受，从而映射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特别关注的是女性的生存现实、理想与梦境。
篇三：浅论笔记小说中的鹿形精怪
摘要：文章阐述了鹿形神兽演变为精怪大量出现在笔记小说之中的缘由： 第一，原始宗教中，事物因具有能够彰显神圣性、代表天意的特征而被崇拜，成为一种神仙;第二，或许与原始狩猎时的“贿赎”心理或仪式有关;第三，鹿为精怪的第三种缘由，与道教有关; 第四，此类故事的讲述或许与文人的加工有关。
关键词：鹿崇拜;鹿形精怪;笔记小说
鹿是上古先民，尤其是从欧亚草原到华夏文明北部区域广泛存在的重要信仰符号。在早期母系社会的采集渔猎生活中，鹿是人类最主要的猎食动物。对它的狩猎祭祀是关乎人类饮食存续的大事。另外，上古对鹿的崇敬，更多集中于鹿角上。在与鹿的亲密接触中，先民看到鹿角在夏天脱落，麋鹿角在冬季解开，如此规律，一如有神明在后安排。对于这样的现象，人们无法解释，只好想象成鹿是太阳(神)的使者，鹿角随着太阳的运动、季节的变化剥落或生长，鹿因此成为物候历法的象征物。这种象征观念在整个欧亚大陆、乃至美洲广泛存在。还有，“鹿将像树一样的角养在头顶上，秋天成熟，春天发芽再生长，因此鹿与永恒的大地之母有同样的属性，即鹿角与大树的再生是一样的”。[1]所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地区以及东北亚，许多民族视鹿角为“生命树”，其宇宙母神即是一只鹿的形象，对它的崇拜寄予了先民生育繁息的愿望。
战国以后兴起的神仙信仰及汉代的道教体系，吸纳承传了原始宗教、上古巫术、神话传说的观念和形象，原始鹿崇拜的某些特征走进汉魏以后的各门文学艺术领域中。汉魏六朝时期的笔记小说中，鹿作为精怪大量显现。
鹿形神兽转变为精怪原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原始宗教中，事物因具有能够彰显神圣性、代表天意的特征而被崇拜，成为一种神仙。先民对于这种神显往往具有敬与畏两种态度。一方面，赞美、尊崇之，乃至于使之化身为图腾式的祖先神，以求得到其庇护;但另一方面，由于此种神显所代表的神圣是人类无法把握和预知的，故而担心其表现不能如己所愿，转而产生畏惧之情。《山海经》中“夫诸”这种四角鹿形象，应属于此种缘由。
鹿之为神物，主要是因其角所传达的神圣性，故而其身体特征的夸张也主要集中于鹿角。如《山海经·中山经》记敖岸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见则其邑大水。”鹿和鹿角是太阳的象征物，总是代表着光明或黑暗、丰育或歉收、重生或死亡，以及干旱或洪涝等等两种维度的意义。世界许多地方的神话或仪式有关于鹿与水之间关系的描述。比如，北欧神话中，就食宇宙之树树叶的神鹿们角上滴下蜜露来，这是世界上一切河水的源头。[2]朝鲜《朱蒙神话》，即记载高句丽朱蒙王在攻打沸流国时，倒挂一只白鹿诅咒，白鹿的哀鸣引起“天下了七天七夜的雨，淹没了松让的城邑”。[3]另外，帕帕戈人(the Papago)在顶端饰有鹿头的柱子下跳祈雨舞，[4]亦有鹿能致引雨水之意。凡事过犹不及，具有四角的神鹿，必定带来或旱或涝的灾难。这或许是《山海经》中“夫诸”能引起大水的原因。
从引起水灾的后果来看，“夫诸”其实属于精怪类动物，这里体现的鹿与水之关系在后世笔记杂说中化成鹿与鱼的复合精怪。如：
《临海水土异物志》：鹿鱼，头上有两角如鹿。(《北户录》卷一)
鹿子鱼，頳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黄色。余曾览《罗州图》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鱼跃出洲，化而为鹿。曾有人拾得一鱼，头已化鹿，尾犹是鱼。南人云鱼化为鹿，肉腥不堪食。(《岭表录异》卷下)
又海上人云，龙生三卵，一为吉吊也。其吉吊上岸与鹿交，或于水边遗精，流槎遇之，粘裹木枝，如蒲桃焉。色微青黄，复似灰色，号紫稍花，益阳道，别有方说。(《太平广记》卷四七二，出《北梦琐言》)
鹿鱼与鹿子鱼，或具鹿角，或有鹿斑，均带有鹿形特征，二者或许本就是指一种鱼类，只不过在不同的典籍中记载不同而已。有趣的是，中国文化历来有鱼跃龙门之说，而这里记有相似的鱼跃洲而化鹿的传说。上引第三则杂说，又记龙之子吉吊上岸与鹿交配。这里，水域与陆地，鱼、龙与鹿，可以相互转化、兼容，暗示着这三种动物在史前宗教崇拜中的紧密而复杂的关系。
鹿为精怪的第二个原因，或许与原始狩猎时的“贿赎”心理或仪式有关。费尔巴哈曾说：“人为了安慰自己的良心，为了安慰在他想象中蒙了损害的对象，为了告诉这个对象说，他之所以劫夺它，是出于不得已，并非出于骄横，于是裁减一下自己的享受，把它所窃盗来的财物送还一点给对象。”费氏还举例说明：“奥斯佳克人(Ostiakars)当杀死一头熊的时候，要把皮挂在树上，向他做出种种崇敬的姿势，表示他们杀死了它是万分抱歉的。‘他们相信这样一来便客客气气地把这个动物的鬼魂所能加在他们身上的灾害免除了。’北美洲的一些部落，也用类似的仪式来禳解所杀动物的灵魂。”[5]原始先民认为魂魄和肉身是可分离的，为了安慰被食的猎物，于是形成了一种食其肉而助其魂的“自欺欺人”的心理：“对原始时代的狩猎者来说，动物的灵魂是不能吃的，他们吃的只是动物的‘替身’而不是动物的‘原型’。动物的‘原型’可以借助于灵魂的不死而重新投胎。为了让‘原型’容易投胎，尽可能保持‘替身’的外观仍然是重要的。”[6]
因此，为了避免猎物寻仇，食用猎物时有诸多禁忌。如：“鄂温克人打到野鹿后，对于尸骨的处理也很郑重。他们把鹿的头盖骨和脚骨特别精心地集中到一起，或挂在树上，或放到林中的木台上。同时，他们还把鹿的各种器官都割下少许，用鹿头皮包好，以象征全尸全灵，存放在木柱上特制的小龛或小库中，予以供奉。对于鹿骨的处理，无论是野鹿或家鹿的骨， 都要运到狗触不到的地方来加以保护。我国食鹿民族即使宰杀家畜中的鹿，鹿肉也要从帐房后面入口拿入房内，而且有的人家还不准妇女烹饪鹿肉菜肴。鹿头骨或悬挂在林中树上，或放到牲畜圈舍的屋顶， 用来保护鹿群。”[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