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著名文艺理论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指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按照丹纳的理论，把祥林嫂推向绝境的终极原因，便是由时代精神和风俗习惯掺和而成的社会民俗氛围。鲁迅的《祝福》是一篇极具民俗色彩的作品。小说中涉及到婚姻民俗、祭祀民俗、信仰禁忌民俗、社会制度民俗、服饰民俗、交通民俗等等。我们通过开篇祭灶的场面和结尾隆重的祝福礼仪，就可以看出,在鲁迅笔下，鲁镇是一个完整的、封闭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体系。在这个强大的体系中，一个又一个的封建陋习，犹如巨大的毒蜘蛛网，将祥林嫂紧紧地围困在其中，使其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每一种较为成熟的民俗文化,都有较强的教化功能和规范功能,对其俗民个体有着较强的控制能力。在民俗学看来,“民俗控制是由某些民俗事象在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促使俗民在实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控制力，一旦违背了这些民俗的约束，立即在俗民的心理和精神上产生巨大的压力，并把这种压力作为一种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①的确如此，在各种民俗相互交织中，紧紧威慑着祥林嫂命运的，不是罪恶的个别人，而是由“‘多数人’构成的社会力量———鲁镇上‘咀嚼赏鉴’着她的痛苦的人们，那‘又冷又尖’的‘笑影’，那似笑非笑的‘嘲笑’”②。对于祥林嫂之死,围绕在她周围的每一个人———信奉理学的鲁四老爷、善女人柳妈等等都脱不了干系。这些曾经充满同情心的人们为什么最终使祥林嫂陷入绝境?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所致。
一、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
初到鲁镇的祥林嫂，年龄大约二十六七岁，从作品中获知：丈夫比她小十岁，所以，可以推测，她的丈夫约十六七岁。去鲁镇时的祥林嫂，丈夫已因病去世，那么他丈夫结婚时可能是十五六岁，或许更小。而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是多大呢?祥林嫂初来鲁家，“小叔十多岁”。卫老婆子第二年新正将尽时来鲁家拜年，她说：“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可见，祥林嫂的小叔结婚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婆婆显然是一个寡妇，丈夫什么时候死的不清楚。祥林嫂第二次结婚，结果又成了寡妇。鲁迅在作品中接连安排婆婆、祥林嫂、小叔三个不同年龄的人婚姻状况，是有特定用意的。婆婆守寡，祥林嫂两次守寡。小叔子十二三岁结婚，命运状况不言而喻。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当地的婚俗:女子比男子岁数大得多，且男子很小，一般十三四岁至十六岁就结婚。这种婚俗正是早婚习俗。
其实，这种落后的早婚风俗，《中国民俗辞典》就有记载：“建国前，汉族男女十四五岁成婚者颇多。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实行早婚，羌族男子七到十岁，女子十二至十八岁。普米族女子十五岁左右即可成婚。”根据性生理，这种早婚有害健康，夭折的也颇多。祥林嫂的悲剧从寡妇开始，而这守寡的原因与当地落后的婚俗密切相关。
这种落后的婚俗不仅表现在早婚上，而且还表现在女子可以作为婚姻的买卖上，这种婚姻被称为“买卖婚姻”。祥林嫂被婆婆卖到山里去，婆婆得了八十千，为第二个儿子娶媳妇，财礼只花五十千，除办喜事费用外，还剩十多千。这种赤裸裸的婚姻贩卖，在世俗人们看来，“婆婆倒是精明强干”，“很有打算”，不但不憎恶，反而佩服赞扬。祥林嫂的婆婆不仅买卖婚姻，而且凭借宗法所赋予她的婆权从鲁家把祥林嫂抢来送到深山野林，这又是一种抢婚形式。小说这样写道：祥林嫂跪在河边淘米，一只白篷船上跳下两个大汉，把她捆在船上，劫去卖到贺家坳，与贺老六成了亲。这种抢婚习俗产生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时期，是氏族社会婚姻形式。那时，绍兴抢亲不犯法，官府也听之任之，作者深层描写抢婚习俗，目的是揭露这一陋俗使祥林嫂受到巨大的心灵创伤。
早婚、买卖婚、抢婚，这就构成了当时鲁镇一带的婚俗，这些氏族社会遗留的婚俗，注定祥林嫂一生坎坷，为她的悲剧人生埋下伏笔。
二、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信仰习俗，成为祥林嫂巨大的精神枷锁
对已婚女性要求“从一而终”起源已久。《周易·卦三十二·恒》中就有“恒其德贞，妇人吉;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③语。在《序卦》中又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④。《礼记·郊特牲》中也说“壹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至汉，刘向的《列女传》和班昭的《女诫》使这种观念进一步强化。但从历史资料看，尽管此后历朝统治者均有此类规限，此后又有唐朝宋若莘著《女论语》，更有宋朝程颐在《近思录》中提出著名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但从总体讲，女性再嫁并未受到严格限制，“从一而终”的伦理观念在当时还未能成为规范人们的行为、语言和心理的一种基本力量，也即还未能进入为广大俗民所认可、恪守和传承的民俗系统。
南宋以后,女性贞节观念的影响进一步扩大，至明清之际，这种观念的强化达到极致，走向宗教化、民俗化。烈女节妇日渐成为民间崇尚之风。这种“从一而终”的信仰习俗，早已牢固地植根于祥林嫂的意识之中,控制着她的言行和心理。小说《祝福》详细描写祥林嫂被迫改嫁时拼死的反抗，以致留下“额角上的伤疤”。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祥林嫂是“被封建和迷信逼入死路。鲁迅与其他作家不同，他不明写这两种传统罪恶之可怕，而凭祥林嫂自己的真实信仰来刻画她的一生，而这种信仰和任何比它更高明的哲学和宗教一样，明显地制定它的行为规律和人生观”⑤。很显然,如果没有封建妇女“从一而终”的习俗观念，祥林嫂就不会在内心深处因自己名节丧失而产生深深的耻辱感。
当祥林嫂再次丧夫，第二次来到鲁镇时，人们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时的祥林嫂背负着不贞不节不洁不祥伤风败俗的诸多罪名，她是个再寡的寡妇，不仅身上带有两个死鬼丈夫的不祥之气，更可恶的是，她“畏死贪生,至于失节，则名虽为人，实与禽兽无异矣!”⑥用柳妈话说，“索性撞一个死，就好了!”尽管她的失节是因屈于族权，完全处于被动状态，但“中国从来不许忏悔，女子做事一错,补过无及,只好任其羞杀”⑦。因此与初到鲁镇相比,“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我们不妨看看鲁镇俗民们是怎样对待这样一个越轨破俗的妇女：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但笑容却冷冷的了”。
她的悲惨故事“经大家咀嚼赏鉴了许多天，早已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即使有意提起，也是“又冷又尖”“似笑非笑”，带着极大的嘲弄与讥讽。当柳妈这个“善女人”把祥林嫂“额角上的伤疤”故事传扬开去时,这成了鲁镇俗民群体再次大肆传播的对祥林嫂嘲讽的笑话。
读到这里，我们感到由衷的寒心。封建社会“从一而终”的贞节习俗使祥林嫂已无存活的条件，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祥林嫂最终在人们的唾弃与漠视中死去。
三、封建社会最隆重的祭祀习俗，最终将祥林嫂逼入绝境
《祝福》开头这样描写祭祀场面：“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筷子在这类东西上，可就称为‘福礼’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
这一风俗本身就带有宗法等级和迷信色彩，妇女们只能劳作，而不能拜请福神;即使富贵人家的妇女，如带绞丝银镯的妇女，也不能参加祭祀活动。这种祭祀活动，自然禁忌很多。祥林嫂第一次来鲁四爷家做工，鲁四老爷尽管皱了皱眉，但对她并无太多禁忌，祭祀时福礼的准备，桌子上供品、用具的摆放等，祥林嫂可以样样参与。小说是这样写的：“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⑧再寡的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四爷，鲁四老爷“照例皱过眉……暗暗地告诫四婶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可用不着她沾手……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⑨。“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这回她却清闲了”⑩。作为伤风败俗的失节妇女。祥林嫂已经失去了参与这种重大活动的资格。即便她不惜花去“历来积存的工钱”，去土地庙“捐门槛”回来，她自认为已赎尽身上的“罪孽”，于是“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因而，在祭祖时节，她“坦然的去拿酒杯和筷子”。然而，祥林嫂的虔诚并不能洗掉她“伤风败俗”的罪名，四婶慌忙大声说：“你放着罢，祥林嫂!”这句话，对祥林嫂来说，无异于致命打击。“她像是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站着……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11}，自此以后，祥林嫂丧失了记忆力，被鲁四老爷解雇。直至在祝福这天惨死,偏偏又与祭祀习俗犯禁，所以，鲁四老爷说“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12}
如果按照鲁迅的说法,《祝福》是一部“几乎无事的悲剧”，作者把祥林嫂放在一般、普通的情况下，人物在一般情况下所遭受的精神痛苦更能反映“必然”的东西，这种必然不是天命的安排，而是一步步操纵人物生存状况的民间陋习，还有执守陋习的柳妈、鲁四老爷等一批人物。正如现代作家丁玲指出的:“我读这篇作品觉得这是真正的悲剧。祥林嫂是非死不可的,同情她的人和冷酷的人、自私的人是一样的把她往死里赶。”{13}
鲁迅以其深邃的眼光，把笔触伸向民间文化的积淀层，把祥林嫂纳入婚俗、信仰民俗和祭祀习俗的网络之中，并让她在这些民间陋习的网络中无挣扎的力量，从而展示小说结局的必然性，道出作品的批判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