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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最怕的是什么
“社会信用缺失让我血本无归”
辛汉民原是西安一家医院的职工，五年前他和几个朋友成立一家公司“下海”创业。他的第一个项目是给一位朋友在西安北郊做自来水的大桥供水管网工程，在西安泾河大桥底下十几米的高空安装过桥管道，工程价款200多万元。
但工程完工后，这位“朋友”却对工程决算一直不予审核，甚至对辛汉民避而不见。“没想到刚刚创业就遇上这么一个赖皮，到第一个项目就被骗得血本无归。不仅给民工发不了工资，还欠着大量材料款、加工费、设备租金，许多债主纷纷找上家来，我不得不四处躲债。我现在就做两件事，一是与民工一起集资将打了三年的官司继续到底，通过法律途径要回我们的血汗钱;二是尽可能多揽活，让公司能够运转争取赚些钱，努力为这个大跟头交学费。”
面对记者采访，许多创业者都表示，现在有些人不讲诚信，他们创业最害怕的就是这个，老是担心被一些居心不良者欺骗。尤其是创业起步阶段，没有什么积累，一次被骗、一个跟头有时意味着创业失败，意味着今后再也站不起来。
今年26岁的吴屹大学毕业后没找到工作，只好回到老家重庆云阳开店。他说，有的老板不讲信用，老拖着不给钱。他曾给一个老板一个月挣了三万多元，但这个老板却不兑现承诺，只给了他250元的提成。正是因为环境不好，他开始的两次创业都失败了。“我们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本来资源就有限，经不起骗。”
“治安环境让我提心吊胆”
在有“植物狂人”之称的重庆市万州区居民向秀发眼中，创业环境最大难题是社会治安。他为了抢救保护三峡库区及长江上游地区的濒危植物，耗尽家财建了三峡珍稀植物园，到去年已有176种、上万株珍稀植物通过异地抢救移植进植物园进行保护。他说，创业许多困难都可以忍受，但不良的治安环境一直成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不良的司法环境已让陕西延安创业者吴建宏倾家荡产。吴建宏从延安市运输公司下岗后，承包了一家饭店的茶楼，投入20多万元用于装修、购置设备。没想到2003年5月延安市宝塔区法院在执行这家饭店拖欠工程款的案件时，在没有任何生效裁判文书的情况下，执行了与执行案件无关的吴建宏的茶楼财产。他说：“自己与那个案子没有任何关系，却成了最大受害者。”
“管理歧视让我心灰意冷”
谈起创业环境，三峡库区打工回乡创业的陈帮林一肚子怨气。他的不满主要来自政府职能部门。三年前他加盟华中读书社回乡办了一个租书屋。他说，这个行业不赚钱，每租出一本书才收一毛钱的租金，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一千多元钱，但在交税时，每个月却要交150元。他交了两年后，发现政策规定营业额1500元以下的店面每月只用交28元。“我营业额好时能超过1500元，很多时候都达不到。我多次向税务部门反映要求少交税，但他们根本不理，去年我就停交了，要求他们来查税，他们又不来。每想到这儿，心里很不是滋味。”
认为自己创业过程中在工商、税务等税费上不仅没有享受优惠政策，反而被多收多要的人很多。重庆云阳县罐头厂下岗工人曾诗兰两年前办了一个小美容店。她说：“与许多下岗职工创业相比，我享受的优惠政策少得多。如工商所收费时就没按下岗职工对待，说是美容行业不享受优惠。实际上我这个小店又不做整容、整形什么的，利润相当薄，收入只能维持家庭生活，而其他地区这种小美容店是享受优惠的。”
一些创业者还对政府管理部门心存疑虑，担心受到来自这些职能部门管理上的歧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研究生建了一家校园网站。他告诉记者：“相比较而言，我们刚刚起步时的资金短缺、人员流失都是小问题，最害怕的是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在政策上“卡人”。我们不奢望人家对我们照顾，只是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些小网站和那些网站“大哥大”们放在同一层面对待。”
创业者呼唤“可持续服务”
对于创业，尤其是创大业，近年来各地政府往往盛情欢迎，而且为其提供优良的征地、减免税等优惠条件。然而，创业者建好企业后，一些政府就不那么热情了，个别地方甚至违背承诺。一些创业者表示，目前政府在鼓励创业的“前期服务”上比较到位，但创业开始后，马上就会在创业秩序、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遇到各类新问题新矛盾，政府相关部门应完善和加强这些创业方面的“后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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