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离职感言优秀范文
人生路漫漫,你我相遇又分离。相聚总是短暂,分别却是久长,唯愿彼此的心儿能紧紧相随,永不分离。下面是一名记者的辞职离别感言,一起来鉴赏一些文人的离别感言时怎么写的吧。
今天,是我二十九周岁的生日。孔夫子将这个年龄称之为三十而立,因为传统的中国人总习惯于把自己的年龄从娘肚子里的十个月算起,从今天开始,我是个三十岁的老男人了,呵呵。
就在前两天,我去今报办理了离职手续,正式为自己在郑州长达八年的记者生涯划上了一个句号,尽管有些依依不舍,但还是很郑重地作出了这个决定。
做为“人之将走”的肺腑之言,留下下面一段文字:
一、关于感谢
我是2007年1月正式进入东方今报的,此前,在河南商报做过四年多的热线记者。
当年从河南商报出走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就是觉得当时的河南商报已经无法承载自己的新闻理想。
因此,我对今报一直以来满怀感激,感激当年的收留。
毋庸置疑,今报这三年半的时光,是我八年职业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也是永远无法忘怀的一段时光。
我是一个内向而害羞的人,所以,在这三年半中,还有很多采编一线的兄弟姐妹叫不上来名字,抱歉,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稿子和版面中相识。
作为特稿部年龄最小的记者,我要感谢老夏、晓章、长需、治欧,还有已经离开特稿部的春山和已经离开河南的红伟,感谢这些老大哥对我一点一滴的帮扶。
作为今报采访一线的普通一兵,我还要感谢曾经主管我的编委盛大林、杨永平、杨铁牛三位老师,还要感谢没有直接领导我的赵启磊老师,感谢你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对我过失的包容。
感谢地市主管邹东峰,感谢地市部同事孙莹,感谢此前关注、关心过我的每一个兄弟姐妹。
感谢已经离开采编领导岗位的郭飞侠副社长,感谢郭总的鼓励和在封丘黄河化工冲击报社风波中所做的坚持。
最要感谢的还是今报,没有这个平台,我不可能拥有今天的温饱,不可能认识这么多的朋友,不可能发表这些个稿件。还要感谢最后做出挽留的赵国平社长。
再见只有两个字,但说出这两个字却很艰难,所以,在告别之际,请允许我再次表达谢意。
二、关于理想
人界而立,理想其实等于扯淡,我一直这么认为。最少在离开商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把这份工作当成一个饭碗,仅此而已。
今天的离开,和理想无关,也是为了饭碗,我觉得,今天的今报,已经无法保证一个特稿记者体面地生活在这个二线城市中,甚至,连正常的生活都保证不了。
整个6月,特稿部所有记者在非常档案栏目上发稿3篇,而7月仅为一篇,而且这一篇稿件是两名记者联合署名的,这是为什么呢?
今报每天平均四五十个版面,非常档案每周最多才四期,让其回归本来面目,而非变成文化遗产或其他形式的专栏,是保证版头上“呈现新闻本质 关注国脉民瘼”不变味的根本。
尽管不少领导对非常档案的定位和稿件质量不无抱怨,但作为曾经的一名档案记录者,个人认为,非常档案作为东方今报一个常设的深度报道栏目,在同城媒体的竞争中一直保持着无可替代的优势,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我以曾在非常档案发稿为荣。
非常档案的没落,是特稿部记者的遗憾,何尝不是今报的遗憾。当然,我们更不希望这种遗憾带到另一个优秀的栏目上,那是长需主笔的地理河南。
两个多月前,特稿部曾被拉到平顶山开过一次专题会议,探讨非常档案和地理河南今后的定位问题,达成的共识让大家欢欣鼓舞,希望这次会议形成的报告能引起领导们的重视。
题跑偏了很远,回到理想。在理想已经成为贬义词的当下,今报人还有没有理想?或者还有没有新闻理想?我认为是有的!
从个人的角度去看,最近两年来,今报刊登了我写的几篇较有影响的调查报道(或某些人眼中的“负面报道”),包括去年的原阳黄河大坝黑砖窑事件,今年的漯河农民徐林东被精神病事件,以及“惹事儿”的那个封丘黄河化工污染事件,无一不是存在巨大风险的舆论监督报道,今报能发表这些稿件,足以证明这是一张有理想的报纸,最少是一张有职业精神的报纸。
当然,更有影响的还有今报首发的“开胸验肺”等等一系列重磅新闻,无论版面语言还是稿件处理,都能看出,今报有一批敢拼敢闯的编辑记者,有一批有胆有识的总编主编。
诚然,在新闻管制的大环境下,“新闻理想”是一句空谈,今报和所有的报纸一样,同样要具备自我阉割的功能,我们可以闭口不谈虚幻如“公平”“正义”的词汇,但也应考虑监督报道对报纸发行量、关注度和公信力的贡献。
舆论监督是报纸的主要功能之一,也是媒体竞争的核心体现,主动放弃这一功能,只会减少一份竞争力、失去一大批读者,只能让竞争对手高兴。
或许,我对理想的理解有些狭隘,但不放弃监督职责,恐怕是我们坚守理想的最后底线。
三、关于离开
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已婚男人,作出辞职的决定要经过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但这个决定和几年前的意气用事不同。
我离开今报,除了生活的压力,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和困惑。
我认为,报社和记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对记者劳动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不能只体现在口头和文件中,更应该落实在行动上。
但很长的时间之内,东方今报的特稿记者在同城媒体特稿记者的收入中是最低的,一篇特稿的稿酬从一年前的八百元降到了四五百元,而僵硬的考核制度却一直考验着记者的承受能力,我本人曾经拿过700元的月工资,这几乎是郑州这个省会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了。
创刊六年以来,东方今报一直保持着不变的报销标准,县城的住宿只有80元每天,地级城市的住宿费也只有100元,每次出差都赔钱没有什么,但辛苦出差采访之后的毙稿压力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毕竟,记者是靠稿费生活的。
我产生离开的念头是在六月底,当时,去南阳西峡县一个历时一周的调查交稿之后石沉大海,去登封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次采访被压缩成600字的消息,按照要求完成的一些稿件也没有见报。
没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哪怕一句话的解释都没有。
我不愿把这些和此前今报经历的那次风波联系起来,但众所周知的是,这次风波之后,今报的办报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让很多记者无所适从,以至于整个六月和七月,特稿记者的发稿量降至创刊以来的最低。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通知我按照七月份离职尽快来报社办理手续(而在前一天,我被通知要为六周年社庆特刊写两篇回顾稿子),尽管后来赵社长解释这个通知是人力资源部个人行为,报社并未开班子会做出这一决定。
有兄弟用“被离职”来形容我的这一遭遇,但做出这个决定确是我的真实想法,谈不上被。于是我将辞职报告递交给了报社,并通过了社领导的签字批准。
我不想用薄情寡义这个词形容我曾战斗过三年半的东方今报,但却不能不对东方今报对待一个离职记者的做法表达不满,我是在8月19日正式递交的辞职报告,报社人力资源部扣除我七月份的基本工资,按照我七月初开始离职(尽管只有650元钱)是否符合劳动法另当别论。
我不满的是,人力资源部领导还要求我在一张长达10余项的离职登记表上签字,也就是说让我去找诸多部门的十余个领导再一一签字,我找完四个人签字之后,剩下的领导不是不在报社,就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想过放弃这种繁琐的签字,尽管我迫切希望拿到扣押在报社的新闻从业资格证书。
当天晚上,我给赵社长发过一个短信,最后的一句话是:希望赵社长及今报新班子能把普通记者当兄弟而非工具。
这话可能有些刺耳,但却是一种真切的期望。
再见,我曾经战斗现在依然深爱的今报!
衷心祝愿今报即将迎来的六周岁生日快乐,在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越办越好,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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