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读书笔记作文锦集六篇
读完一本名著以后,相信大家都增长了不少见闻,为此需要认真地写一写读书笔记了。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书笔记而烦恼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读书笔记作文6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书笔记作文 篇1
对教师智慧,刘教授总结的非常系统简洁,“课程智慧---吃透教材,补充教材,更新教材”,“教学智慧---传道,授业,解惑”,“管理智慧---民主管理,管理技巧,教师威信”。
刘教授所谈论的课程智慧给我最多启发,其实我们做教师的大部分对吃透教材都能做到,但是也仅仅停留在吃透教材这个阶段,没有走到“补充教材和更新教材”的阶段。应对高考,学生成绩的确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但是站在教材的角度,我们只能仰视高考,但是如果跳出教材,我们是否有俯视高考的可能?这是我追求的境界。
我喜欢的话“理想的生活就是流浪,真正的流浪是精神流浪,不断突围,不断更新,不断去寻找新的方向。”“读书是很美妙的事情,很愉快。”现在还记得他在广州华南师大给我们上课时说的,他从来不怕塞车,因为手边有书,可以随时看。我也爱读书,珍惜时间,所以我是最没有耐心等待的,总认为的浪费时间。现在我的包中也就放了书,等车时,等餐时,等人时拿出来哪怕读上几行,也感觉时间没有浪费,人也就会变得从容、淡定。
我也很同意刘教授所说的,教师首先要过人的生活。老师首先要热爱生活,享受生活,而不是总是谈牺牲,过苦行僧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仅仅需要的是教学上的智慧,更需要生活的智慧。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高度,做智慧的老师,享受教学,高质量生活。
读书笔记作文 篇2
《童年》的作者是苏联作者高尔基,《童年》是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一部。高尔基以自己为原型,创作了这部文学巨作。《童年》完美地演绎了19世纪末期俄国底层人民的生活,把一个个人物的形象勾画的鲜活饱满。
无论是美的,还是丑的,都生动地出现在读者面前,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吸引读者按捺不住地读下去。阿廖沙是作品的主人公,他是悲惨的,却又是幸运的。阿廖沙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双亲,在外祖父家生活。阿廖沙的外祖父是专横暴躁的,高尔基后来评价他:“笃定宗教,专横到残忍的地步,吝啬到病态的程度。”年幼的阿廖沙成为了这家人的出气筒。但阿廖沙的生活中却有着另外一线光明。是外祖母让阿廖沙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为了一个勇敢、正直而且充满爱心的人。外祖母的慈祥和善良影响着阿廖沙,外祖父的严厉也让阿廖沙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我们也应该向阿廖沙学习,不怕困难、不屈不挠,多为他人着想,乐观向上,不以消极的态度对待人和事。《童年》写的是高尔基的经历,但高尔基不仅仅是在写他个人的经历,而是借《童年》写出俄国人民的苦难历史,鞭挞了俄国国民的小市民习气,抨击了沙俄统治下的俄国社会的黑暗与罪恶,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作者对光明和真理的不懈追求。
正如鲁迅先生对高尔基所做的评价:“他的一生,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同。”《童年》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在俄国文学史上占着重要地位,构建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文学宫殿。
读书笔记作文 篇3
工作之后,接触面变广,目光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狭隘领域,或者相信掌握一种技艺便可以一劳永逸。开始思考群体性的现象,开始关注某一种群体在社会所发生的作用以及其所产生的力量对社会的影响,后来偶然间看了一篇秦朝商鞅变法相关的文章,通过变法,秦朝的军队战斗力迅猛提升,开始对法治感兴趣,近代以来,各国的法律的主导均是宪法。为了了解这一领域,便在网上找到原北大法学院院长苏力所著《大国宪制》。
作者主要想体现的是历史上中国的宪制的固有理性和正当性。关注制度是实在的,但也关注其中的大小道理,因此也是规范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其实又是两者的整合。
对于现代以来的中国来说,如果失去具体针对性,不关注具体时空中的难题,仅抽象讨论法律制度,自然就说不出什么道理,就一定枯燥乏味,说不出历史中国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有了人的活动就算有了“文明”。但不会自然的产生政治共同体,构成国家,即便文明古老,山水相连,有共同的祖先因此属于同一种族或族群,分享了共同或相近的文化,所有这些因素或单独或共同,都未必足以构成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
时间、地理因素均被文中的例子所否定,为了论证中国的发生和构成的原因,作者否定了前两者,开始研究“人和”,即中国宪制,或历史演化视角中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衍生和构成。这个共同体的长期存活足以证明这些基本制度有令人无法拒绝和不能低估的强大正当性。
备注:正当性,按照实质价值或某些道德考虑,法律决定是正当的或者正确的。法律乃是通过运用一些普遍承认的法学方法,来达到决定与实质价值的一致性。
读书笔记作文 篇4
《务虚笔记》是史铁生迄今为止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已两年,评论界和读者的反应都不算热烈,远不及他以前的一些中短篇作品。一个较普遍的说法是,它不像小说。这部小说的确不太符合人们通常对小说的概念,我也可以举出若干证据来。例如,第一,书名本身就不像小说的标题。第二,小说中的人物皆无名无姓,没有外貌,仅用字母代表,并且在叙述中常常被故意混淆。第三,作者自己也常常出场,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甚至与小说中的人物相混淆。
对于不像小说的责备,史铁生自己有一个回答:“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写。”
可以怎样写?这取决于为什么要写小说。史铁生是要通过写小说来追踪和最大限度地接近灵魂中发生的事。在他看来,凡是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法都是允许的,小说是一个最自由的领域,应该没有任何限制包括体裁的限制,不必在乎写出来的还是不是小说。
就小说是一种精神表达而言,我完全赞同这个见解。对于一个精神探索者来说,学科类别和文学体裁的划分都是极其次要的,他有权打破由逻辑和社会分工所规定的所有这些界限,为自己的精神探索寻找和创造最恰当的表达形式。也就是说,他只须写他真正想写的东西,写得让自己满意,至于别人把他写出的东西如何归类,或者竟无法归类,他都无须理会。凡真正的写作者都是这样的精神探索者,他们与那些因为或者为了职业而搞哲学、搞文学、写诗、写小说等等的人的区别即在于此。
我接着似乎应该补充说:就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而言,在乎不在乎是一回事,是不是则是另一回事。自卡夫卡以来的现代小说虽然大多皆蒙不像小说之责备,却依然被承认是小说,则小说好像仍具有某种公认的规定性,正是根据此规定性,我们才得以把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都称作小说。
在我的印象里,不论小说的写法怎样千变万化,不可少了两个要素,一是叙事,二是虚构。一部作品倘若具备这两个要素,便可以被承认为小说,否则便不能。譬如说,完全不含叙事的通篇抒情或通篇说理不是小说,完全不含虚构的通篇纪实也不是小说。但这只是大略言之,如果认真追究起来,叙事与非叙事之间(例如在叙心中之事的场合)、虚构与非虚构之间(因为并无判定实与虚的绝对尺度)的界限也只具有相对的性质。
现代小说的革命并未把叙事和虚构推翻掉,却改变了它们的关系和方式。大体而论,在传统小说中,“事”处于中心地位,写小说就是编(即“虚构”)故事,小说家的本领就体现在编出精彩的故事。所谓精彩,无非是离奇、引人入胜、令人心碎或感动之类的戏剧性效果,虚构便以追求此种效果为最高目的。至于“叙”不过是修辞和布局的技巧罢了,叙事艺术相当于诱骗艺术,巧妙的叙即成功的骗,能把虚构的故事讲述得栩栩如生,使读者信以为真。在此意义上,可以把传统小说定义为逼真地叙虚构之事。在现代小说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事”,而是“叙”。好的小说家仍然可以是编故事的高手,但也可以不是,比编故事的本领重要得多的是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它展示了认识存在的一种新的眼光。在此眼光下,实有之事与虚构之事之间的界限不复存在,实有之事也成了虚构,只是存在显现的一种可能性,从而意味着无限多的别种可能性。因此,在现代小说中,虚构主要不是编精彩的故事,而是对实有之事的解构,由此而进窥其后隐藏着的广阔的可能性领域和存在之秘密。在此意义上,可以把现代小说定义为对实有之事的虚构式叙述。
我们究竟依据什么来区分事物的实有和非实有呢?每日每时,在世界上活动着各种各样的人,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不妨说这些人和事都是实有的,其存在是不依我们的意识而转移的。然而,我们不是以外在于世界的方式活在世界上的,每个人从生到死都活在世界之中,并且不是以置身于一个容器中的方式,而是融为一体,即我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之中。所谓融为一体并无固定的模式,总是因人而异的。对我而言,唯有那些进入了我的心灵的人和事才构成了我的世界,而在进入的同时也就被我的心灵所改变。这样一个世界仅仅属于我,而不属于任何别的人。它是否实有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我们就必须进而否定任何实有的世界之存在,因为现象纷呈是世界存在的唯一方式,在它向每个人所显现的样态之背后,并不存在着一个自在的世界。
不存在自在之物——西方哲学跋涉了两千多年才得出的这个认识,史铁生凭借自己的悟性就得到了。他说:古园中的落叶,有的被路灯照亮,有的隐入黑暗,往事或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的心灵里被我的回忆或想象照亮,而闪现为印象。“这是我所能得到的唯一的真实”。“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做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呆在那儿。”我们也许可以说,这真实本身已是一种虚构。那么,我们也就必须承认,世界唯有在虚构中才能向我们真实地显现。
相信世界有一个独立于一切意识的本来面目,这一信念蕴涵着一个假设,便是如果我们有可能站到世界之外或之上,也就是站在上帝的位置上,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本来面目了。上帝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这也正是史铁生喜欢做的猜想,而他的结论也和西方现代哲学相接近,便是:即使在上帝眼里,世界也没有一个本来面目。作为造物主,上帝看世界必定不像我们看一幅别人的画,上帝是在看自己的作品,他一定会想起自己有过的许多腹稿,知道这幅画原有无数种可能的画法,而只是实现了其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我们把既有的世界看作这实现了的一种画法,那么,我们用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所喻指的就是那无数种可能的画法,上帝的无穷创造力,亦即世界的无数种可能性。作为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既有的世界并不比其余一切可能性更加实有,或者说更不具有虚构的性质。唯有存在是源,它幻化为世界,无论幻化成什么样子都是一种虚构。
第一,存在在上帝(=造化)的虚构中显现为世界。第二,世界在无数心灵的虚构中显现为无数个现象世界。准此,可不可以说,虚构是世界之存在的本体论方式?
据我所见,史铁生可能是中国当代最具有自发的哲学气质的小说家。身处人生的困境,他一直在发问,问生命的意义,问上帝的意图。对终极的发问构成了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也构成了他的写作的发源和方向。他从来是一个务虚者,小说也只是他务虚的一种方式而已。因此,毫不奇怪,在自己的写作之夜,他不可能只是一个编写故事的人,而必定更是一个思考和研究着某些基本问题的人。熟悉哲学史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些问题皆属于虚的、形而上的层面,是地道的哲学问题。不过,熟悉史铁生作品的读者同时也一定知道,这些问题又完完全全是属于史铁生本人的,是在他的生命史中生长出来而非从哲学史中摘取过来的,对于他来说有着性命攸关的重要性。
取“务虚笔记”这个书名有什么用意吗?史铁生如是说:“写小说的都不务实啊。”写小说即务虚,这在他看来是当然之理。虽然在事实上,世上多的是务实的小说,这不仅是指那些专为市场制作的文学消费品,也包括一切单为引人入胜而编写的故事。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类小说不属于精神性作品。用小说务虚还是务实,这是不可强求的。史铁生曾把文学描述为“大脑对心灵的巡查、搜捕和捉拿归案”,心灵中的事件已经发生,那些困惑、发问、感悟业已存在,问题在于去发现和表达它们。那些从来不发生此类事件的小说家当然就不可能关注心灵,他们的大脑就必然会热中于去搜集外界的奇事逸闻。
应该承认,具体到这部小说,“务虚笔记”的书名也是很切题的。这部小说贯穿着一种研究的风格,所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人的命运问题,因此不妨把它看作对人的命运问题的哲学研究。当然,作为小说家,史铁生务虚的方式不同于思辨哲学家,他不是用概念、而是通过人物和情节的设计来进行他的哲学研究的。不过,对于史铁生来说,人物和情节不是目的,而只是研究人的命运问题的手段,这又是他区别于一般小说家的地方。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常常仿佛看见在写作之夜里,史铁生俯身在一张大棋盘上,手下摆弄着用不同字母标记的棋子,聚精会神地研究着它们的各种可能的走法及其结果。这张大棋盘就是他眼中的生活世界,而这些棋子则是活动于其中的`人物,他们之所以皆无名无姓是因为,他们只是各种可能的命运的化身,是作者命运之思的符号,这些命运可能落在任何一个人身上。
看世界的两个相反角度是史铁生反复探讨的问题,他还把这一思考贯穿于对小说构思过程的考察。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在写作之夜所拥有的全部资源是自己的印象,其中包括活在心中的外在遭遇,也包括内在的情绪、想象、希望、思考、梦等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仅仅属于他的主观世界。他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假设的客观世界,一张未知的有待研究的命运地图。创作的过程便是从印象中脱胎出种种人物,并把他们放到这张客观的命运地图上,研究他们之间各种可能的相互关系。从主观的角度看,人物仅仅来自印象,是作者的一个经历、一种心绪的化身。从客观的角度看,人物又是某种可能的命运的化身,是这种命运造成的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对这种命运的一个反应。一方面是种种印象,另一方面是种种可能的命运,两者之间排列组合,由此演化出了人物和情节的多种多样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部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结构的自由和开放。在结构上,小说包含三个层次,一是故事本身,二是对人的命运的哲学性思考,三是对小说艺术的文论性思考。这三个层次彼此交织在一起。作者自由地出入于小说与现实、叙事与思想之间。他讲着故事,忽然会停下来,叙述自己的一种相关经历,或者探讨故事另一种发展的可能。他一边构思故事,一边在思考故事的这个构思过程,并且把自己的思考告诉我们。作为读者,我们感觉自己不太像在听故事,更像是在参与故事的构思,藉此而和作者一起探究人的命运问题。
读书笔记作文 篇5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着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辨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于连.索莱尔的命运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综观他极其短暂,却满是波折动荡的年轻生命,流淌着太多矛盾和复杂。对此,人们可以作出很多评判——是个小私有者盲目追求个人利益的悲剧;一个野心家的毁灭;一个反封建斗士的牺牲等等。各有各的看法,但又都在情理之中。就我以为,说于连是个个人主义野心家固然不错,但不如说他是个追求幸福而又不幸走上歧途的人更为确切些。自然这种歧途不是简单地采取了某种有背社会道德的手段,而是来自他心灵更深处的矛盾本质。
于连的一生都在追求幸福。他虽出身卑贱,却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又有着杰出的智慧,所以他日后能厕身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中。什么是幸福,怎样得到幸福,是困惑着人类几千年的问题,也同样困惑着我们的于连。在他心目中,幸福并没有确切的标准,只是在他的心计,在他的警觉,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作战计划”及其实施当中。他为第一次摆脱了父兄的x待而幸福,为德.莱纳夫人面前履行“某种责任”而幸福,为骄傲的玛蒂尔德在自己面前屈服而幸福,为一次次地发迹而幸福得要命。他渴望幸福,渴望飞黄腾达,他发誓宁可死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为此,他制出了一个又一个“作战计划”,使出各种虚伪手段,他超人的智慧发挥的淋漓尽致。但他毕竟是个好苗子,所以在每每幸福之时,他又会扪心自问,深深自责。因此,他的计划总会漏洞百出,总会让人怀疑。
我们不难发现于连在这种幸福的标准是以社会和他人标准为标准,追求他人和社会的承认。实质上,他并没有获得多少快乐和幸福,反而使他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仅仅是感到“快乐的到了极点”,兴奋地跑来跑去,一种“野心家实现后的狂喜”,只是片刻激情而已,剩下的是想着紧接着应该在制定一个计划。这些所谓的幸福仅仅是表象而已,于连为了表象而牺牲了本质。当他以为德.莱纳夫人的一封信断送了他的幸福时,他想到了报复,最终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反而使他从社会的束缚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他卸下了往日一切伪装和面具,找到了真实的自我,也找到了本质的幸福。他放弃了逃跑和上诉,能够真诚地对待每一位朋友,坦然地面对死亡。
对于于连的爱情,我们同样怀着强烈的兴趣。因为于连的成功幸福既而毁灭都与他的爱情紧密联系着的。他的两个恋人——德.莱纳夫人和玛蒂尔德伴着短暂而奋斗的一生,所以不妨分别来看看于连与两个恋人的恋情。于连和德.莱纳夫人的爱情始于于连对她的诱惑。起初,他只是在履行所谓的“责任”,这是一种对贵族老爷的报复,一种虚荣的满足。但是德.莱纳夫人的善良、淳朴、温柔深深地打动了于连。一段时间,他疯狂地爱上了德.莱纳夫人。可惜这颗爱心又很快被种种野心占有了,直至最后才又复燃,爆发。
读书笔记作文 篇6
《朝花夕拾》是作者写关于童年、少年、与青年时期的回忆性散文,有着丰富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一个关于风俗、琐事和人物的美丑的价值观念。
故乡的自然风物,童年生活中的人和事都给作者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睡觉时,保姆长妈妈会讲美女蛇吃人的故事,还能做“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给童年的“我”买来带图画的“三哼经”;小伙伴闰土的父亲善于在雪地里捕鸟;另据衍太太又圆滑又阴诡……坐上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去关东看“五猖会”,正月十四夜等着看花纸上画的老鼠成亲那样尖腮细腿的仪仗队的出现,事实使他“极其神往”的。他津津有味地讲述看目连戏里无常时的种种情形,并由衷的喜欢那通人情的“鬼面人,理而情可爱而恐怖的无常”。
对童年的描述最为详尽的莫过于《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百草园是他童年时代的乐园,里面有菜畦、皂荚树、桑葚,还有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等,那是他的整个世界。冬天,闰土的父亲还教他如何在雪地里捕鸟。最终,作者还是要告别他的蟋蟀们、覆盆子们和木莲们,去最严厉的书塾也就是三味书屋念书。三味书屋的先生是及方正、质朴、博学的老人,但先生似乎很不高兴他问“怪哉虫”的事情。在三味书屋,虽然要认真读书,却也仍然可以在后面的小园里折腊梅、寻蝉蜕,也可以在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用“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画画儿。
《朝花夕拾》中也通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感受,对封建习俗的和封建思想文化给予尖锐的讽刺和批判。童年的鲁迅是热爱图画的,当他收到长辈赠给他的《二十四孝图》时,先是高兴极了,接着便是扫兴和反感,因为封建孝道是违背人性的。鲁迅十分同情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郭巨为了奉养母亲却要把亲生的儿子埋了,这委实使童年的“我”感到可怖。不但自己不想再做孝子,而且怕“我”的父亲去做孝子。家景正在坏下去,倘若父亲去学郭巨,那埋下去的岂不正是“我”么?甚而怕见“我”白发的祖母,总是觉得是与自己势不两立的人。
《藤野先生》和《范爱农》是怀念师友的两篇文章。藤野先生是作者在日本学医时的老师,对其甚为关心。藤野先生在生活上不大讲究,但为人却诚恳、公正,对学生诲人不倦,对研究一丝不苟,对学术更是有着超越国界的博大胸怀。他一一纠正作者笔记上的错误。在异国土地上,藤野先生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和真挚无私的爱给了青年鲁迅极大的鼓舞。“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瞥见他黑瘦的外貌……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了勇气,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绝的文字。”范爱农是友,是鲁迅在寻找别样的人们的路途中遇到的。作为一个普通的爱国知识分子,他的遭遇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耿介、偏激,革命后,他办事兼教书,实在勤快得很,却最终在那个社会受到排挤,溺水死亡。作者对此充满同情和愤慨,且又无奈。
《父亲的病》这篇文章十分生动地体现了当时就社会庸医的无能,明明知道病已经没法治了还故意蒙骗,看似开的是神丹妙药,其实就是故弄玄虚,使用障眼法,对父亲的病是没有一点疗效,搞得家人东奔西走到头来还是白忙活一场,并且对治病只是忙于应付而草草了事,给人看病都只为的是那些身外之物——金钱。说白了,其实那时的社会就像父亲一样病重了。
《琐记》介绍了鲁迅先生冲破封建束缚,为追求新知识,离家求学至出国留学的一段生活经历。文章从作者的切身感受出发,写出了进化论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对进步青年的影响。
《二十四孝图》则明确喊出“只要一切反对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该灭亡”!他立志要寻求一种最黑最黑的咒文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碍白话者,即使是堕入地狱,也绝不悔改。作者斗争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鲁迅对风俗民情是很感兴趣的。《五猖会》、《无常》中他对浙乡的迎神赛马会做了甚为详细的描述,赛神会上的“塘报”、“高照”、“高跷”、“抬阁”、“马头”等,都是鲁迅爱看的。他津津有味的讲述着无常的形象:浑身雪白,戴着白纸的高帽子,拿着破芭蕉扇。劳动群众所创造的花纸、活无常、目连戏和迎神会等民间艺术,是他们追求美的一种表现,虽然是在套着迷信外壳的某些宗教活动中寻找精神寄托,却反映了他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和美好的愿望,算是一种群众性的娱乐活动。这反映了鲁迅思想中恋乡的爱民的一面。
《朝花夕拾》以《范爱农》结束,说明了鲁迅是重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的。通过范爱农的遭际,作品揭露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范爱农之死,便是对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所做的形象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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