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精选19篇）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需要回过头来写一写读书笔记了。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书笔记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
《万历十五年》是以铺叙方式为主的纪传体，书中记载了发生在这一年的许多看似无关的事情，这看起来是个偶然，但是通过这些事和人，又表明明朝的衰亡冥冥之中早已注定，无法避免。
从书中我们了解到，明朝是以道德来代替法律制度，不只是明朝，历朝各代皆是如此，只是统治思想有所差异。在这样的制度条件和统治方式下，文官武官秩序井然，等级分明，官员阴奉阳违、腐败无能，皇帝昏庸无道，以这样的统治集团来治理国家，其最后的结果必是败亡。但明朝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改革，可以发展经济，但是都错过了。其根本原因是“明朝以‘仁’治天下的立国之精神已经耗尽体力”。所以一个国家的衰亡跟政治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一个单纯以社会伦理常纲统治的国家，只讲求成规，只会是倒退的。
在这样的制度里，不管是万历皇帝朱翊钧，还是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亦或是都御使海瑞，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即便是一些侧面提到，相对不那么重要的人物，也统统没有好结果，这是制度造成的悲哀，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一不成为其牺牲品。
学历史、读历史不仅仅要了解知识，关键是要看当初的历史对现在有什么裨益，坏的方面引以为戒，好的方面可以借鉴。从万历皇帝的统治我们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力量以及法律来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2
今天《万历十五年》进入了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张居正可谓是大明王朝最后一根顶梁柱了，这根顶梁柱一倒，明帝国顿时失去重心，一步步滑入深渊。申时行虽然老成持重，但他所苦心经营的，终究只是表面的平和，是一抹夕阳红，是无法把脱轨的帝国拉回来的。而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是万历皇帝向他的臣民做消极怠工，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我一看到我也有种摸不到头脑的感觉。在我们平常的印象中，君臣关系要么是琴瑟和鸣（原意指夫妻，这里我觉得君为夫，臣为妻也并非不可不是么）如唐太宗一朝；要么是君主绝对专制，臣子只是一群附庸如隋炀帝一朝；要么就是臣下乱政，君主形同虚设如汉昭帝一朝的霍光。再者说，君主消极怠工的也不少，可是消极怠工是为了对抗臣民就很稀奇了，至于万历为何会如此，书中也做了解释。万历之所以如此，乃是出于一种报复，报复文官们不支持他废长立幼。前文已述，万历的宠妃是郑氏，因此他想让郑氏的孩子做太子，可惜郑氏的孩子并非嫡长子，这就是私人情感和礼制的冲突了，而在明代，礼仪道德甚至可以凌驾于法律，因此那些饱受礼仪道德熏陶的文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违背祖制的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万历单纯凭借个人情感来决定立储这样的大事，自是不合理，可难道所谓的嫡长子继承制就很合理么？我们都知道科举制的意义就是打破了门第和出身对于有才之士的限制，然而选拔官员如此开明，怎么到了立储就如此草率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以一句“这是祖制”来解释，九品中正制也是祖制，为什么就能改呢？
说到底我认为这还是那些臣子的人性的弱点，科举取士可以帮助他们飞黄腾达，可一旦他们踏入仕途，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就又开始满口礼制，也就是前文所说的“双重性格”，实在是可笑至极。
言归正传，万历经过了这么多事情，已经是一个“老油条”了，他不反驳，不屈服，只是这样冷处理，倒也扛了一段时间。不过众口铄金，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万历还是没能撑住，立了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下好了，皇帝彻底死心，不仅是废长立幼的心已死，连工作的心也一并[]化为灰烬，就这样，大明王朝在这样的“无人驾驶”状态下驶过了二十年。御宇48年后，万历驾崩。不过人虽然不在了，事情还未了结，文官内部早已没有了反对万历废长立幼时的同心协力，而是分裂成了诸多派别，经过了万历一朝，文官内部的裂痕已无法弥合。
万历不是一个好皇帝，他的所作所为都不利于他对于文官们的统治。管理下属，无非就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下功夫，可万历呢？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反其道而行之。在他执政后期，由于怠于政事，因此对于官员的物质奖励也就搁下了，又由于万历向来对于各种礼仪毫无兴趣，因此精神奖励也就不复存在，那既然没有激励，哪个官员会有动力继续效忠呢？
至此，这个王朝已经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像一辆车已经失去了动力，只是凭借惯性在向前挪动。这个恶果的种子，要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种下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3
历史学领域，向来就是一个意见不同，纷争不断的学术领域。但是无论如何，思想的冲突还是有益于文化的进步与发展——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书，即是为明代历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更准确地说，是为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应当注重的话题——“大历史观”。尽然，书中的一些观点不会被通篇认同，但是其意义，可谓是一次理念上的革新。
正如书中所说，1587年，在中国则为明万历十五年，次岁丁亥年，所发生的要事可谓寥寥无几，而其程度则以震撼全国朝野上下的事件，则更显得屈指可数。整个国家都在承平与祥和的气息中度过。然而，史官与历史学家都没有注意到，尽管没有关于要事大篇幅的记录，但是在他们笔下的一次次集会、早朝、经筵、会议、谈话，在大量日复一日的枯燥文字之中，我们的王朝正在经历着它的潜移默化的改变——而一般而言，潜移默化的改变，其影响甚于一次集中的矛盾总爆发。事实上，在1587年所发生的一切，昭示着明王朝已经失去了一次关乎它未来命运走向的变革机会，并且步入了它命运的最后一段路程，走向了衰亡。
能够维持国家运转的，有几种东西——其一，乃是完善的制度，就如同今日之美利坚，无论官员如何之平庸，但是由于有一套完善的制度，那么整个国家还是在欣欣向荣地发展着;其二，乃是社会道德的制约，道德虽是无形之物，然而却是一种巨大的约束力，统治者如果能够灵活运用道德力量管理国家，那么儒家“大同”的构想就能够全面实现了。其三，也就是潜规则。这种构成于各种集体的规则，成型与完善与各种游离与法令与条例之外，虽然它不是标准的形式规则，但是仍然是维持文官平衡的重要点。现在，我们的大明王朝虽然集这三者于一身，但是第一种，即制度，已经显得死板而不合时宜，既无法控制地方，又无法领导中枢。所以，留给万历皇帝和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们的，只有软弱无力而缺乏条理的儒家道德与官场内部籍以维持秩序的潜规则。
制度的不适用是本朝最大的特征，也是整个国家的悲哀之一。缓慢而缺乏效率的政府、充斥着各种关系链条的人事考察，等等等等都使得我们的明朝对于国家的治理只能够维持到“平稳”而无法将其晋级为“盛世”，一旦战争来临，整个国家都会由于调度不一与指令相斥而混乱不堪，1619年的辽东，正确的证明了这一点。
当制度不堪修补，社会的推动力已然消失之时，再强有力的改革也显得无济于事。用书中结尾的话来说，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这些人，虽然拥有着不同的抱负与蓝图，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动力，那么“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是宴安耽乐，首辅的调和或者是独裁，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还是习于苟安，文官的贪墨舞弊还是廉洁奉公，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取得有意义的成就。”并且书中还提到，整个国家的悲剧所造就的结果，就是一个个个人的悲剧——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则身败兼名裂。这些小成分，构成了整个国家的悲剧。
今天，当我们回顾这段数千年前的历史时，也许更会对于人物在整个历史环境下的处境而唏嘘感叹乃至同情。因此，我们也应该以更高远的视角，去探寻那些人物心理中复杂而不为人知的一面。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4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所写的学术理论著作。与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都是写历史，但是一个学术性比较强，一个文学性比较强。我看《明朝那些事儿》比较快，阅读也比较顺畅，就跟听人讲故事一样。但读《万历十五年》的时候感觉挺拗口，也没有《明朝那些事儿》那样强的故事性。出于对历史的喜好，我读完了它。由此有了进一步了解。
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所说，万历十五年(1587)在历史上实实在在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在作者的笔下，各种弊病一一显现。书中介绍了许多有名的人物：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蛰。
先从万历开始讲起，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以皇帝的身份向臣僚作长期怠工。这是由于文官不容许他废长立幼，即以三儿子常洵代替常洛为太子。大儿子乃是恭妃王氏所生，而三儿子乃郑贵妃所生，这郑贵妃才是万历以后重要的情感支柱，他们的爱持续终身。因此当他觉得受到这种力量的限制时，他便消极起来。迫于舆论的压力，他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洵被封为福王到河南之国。这是带有屈服性的。自他消极之后，那些文官便经常上奏章抗议，而万历采取的做法即留中，即扣在宫中不加批示。因为不论激烈抑或平静地答复都让那些文官达到沽名卖直的目的而暴露他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而有良心的官员觉得不能尽到他们的责任提交辞呈时他既不援例慰留也不准离职。在他看来，虽然经典上支持推翻无道昏君，但自己毕竟没有到纣、桀那种地步，所以放任不管。我觉得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够可以的了!不知该用无能还是无奈来形容……
再说一说申时行，其实申时行并不是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是机缘凑巧罢了。他看到前任首辅张居正生前积极采取政策，死后却险被开坟掘墓。他也学乖了，甚至取消一些张居正在位时实行的政策。申时行作为首辅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了解。
在首辅申时行看来，纵使国步艰难，政府的办事能否收效，仍能以常识判断。如果各部院寺的文官几个月都见不到皇帝一面，他们就很难维持信心，认为皇帝陛下对于各种事情仍能充分掌握。所以申时行既然要影响全体文官，那他就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是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看透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文官同时又是国家最大的问题。
而张居正作为他的前任，也称得上是聪明绝顶，却没有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张居正的十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加强行政效率是一种手段，张居正的目的是希望国富兵强，而且理财本来也是他的专项，但这一次他却在他的专长之中买下了失败的种子。
他在任时的一个错误是勒令各府各县把税收按照规定全部缴足，而事实上这些税收根本就不可能交足，这就必将导致地方官敲扑小民甚至鞭挞致死。并且这与政府一贯标榜的仁厚精神所不符，也与“间接管制”不符。另一个错误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即虽系公仆，实为主人，文官在标榜“四书”中宗旨时也追求自己的利益。申时行就注意到这一点，所以他才被人称为“和事佬”。另外，因为在文官集团中那些追求私利的文官固然多，但是也不乏邹元标那类真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这样一来张居正为了提高效率而任用“私人”在那些人看来便是急功近利，任用私人了。
海瑞，其实说实话，这个模范官僚在历史中的实际作用并没有那么大。只不过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偶像。他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吹毛求疵。就比如隆庆皇帝继位后任命海瑞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他一到任就把他的“督抚条约”三十六款在各府县公布。条约规定:境内成年男子一律从速结婚成家，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巡抚出巡各地，府县官不得出城迎接……这些条例大多繁琐苛刻，而他干预境内农田所有权更是直接导致了他被参劾而下台。
但他的廉洁的的确确，他官至二品，死后却仅留有20两白银，不够作自己殓葬之资。并且有一次总督胡宗宪以报道新闻的口气告诉别人海瑞为了给母亲做寿，大开宴席，买了两斤猪肉。这些都足以显示出海瑞的确清廉。还有一些琐事可以从侧面映证，即在他就任南直隶巡抚的消息发出后，缙绅之家纷纷把朱漆大门改漆黑色，以期韬光养晦;驻在苏州的一个宦官则将他的轿夫由8人减至4人……这些人都是怕他们的作风与海瑞的清廉作风不符。
文臣说完了，接下来说说武将。《万历十五年》中记载的戚继光，大家应该与他比较熟悉了，中学历史教科书里就有。戚继光是当朝最有才能的将领，但是他被认为是与张居正关系过于密切而被劾罢三年后仍不能见用。戚继光的名字在他死前三月被最后一次在御前提出还使皇帝深感不悦，提议者被罚俸三月。1555年戚继光调任浙江新任时，东南沿海也迭经倭寇的蹂躏。例如一股50-70人的海寇竟然创造了一个奇迹——他们登陆后深入腹地，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竟超过杭州北新关，经淳安入安徽歙县，迫近芜湖，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趋秣陵关至宜兴退回至武进，以后虽然被歼，但是据称被他们杀伤的竟然有4000人之多。而南京作为当时的陪都，也有驻军12万人，这样的军事行动，在世界军事史上亦属罕见。面对这样令人焦虑的局面，他的任务不仅仅单纯的击败倭寇。
从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有条不紊的实行建军计划，宣布招兵办法，确立铁一样的军法(连坐法)……他的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将领，但他在《纪效新书》中所作的不厌其详的规定注定他所建立的军队一定带有个人色彩，所以他建立的军队被恰如其分地称为“戚家军”。可是当这支军队建立三十年之后，这支军队仍然是戚继光的个人军队，这与文官们的原则不相符，所以戚继光在文官们心中不是国家的栋梁，而是国家的威胁。又加上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所以他就不可避免地被严厉劾参。
其实纵观武将的命运，戚继光不是个例。虽然他的谢世没有得到应有的荣哀，但在生前收到的重视仍然要大大超过其他将领。他的朋友，另一位名将俞大猷也具有再造明朝军事力量的宏图却屡被参劾和申斥，壮志难酬。再看其他几位高级将领，卢镗先被拘禁，后被斥革，汤克宽则是被拘释放，命他戴罪立功，最后为国捐躯。诸如他手下的将领胡守仁、王如龙、朱钰、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职或戍边的处分。这些事例不一而足，这主要由文官的武将的关系导致的。在后面会作说明。
至于哲学家，举了个例子，李蛰。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课本上有。李蛰，黄仁宇先生给的评价是：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我觉得这个形容还是比较贴切的。比如在他姚安知府任期满后，他决定退休，后来住在好友家里靠好友接济，和好友闹翻之后，毅然去佛堂居住，与他妻子分隔两地，在他妻子死后，他悲痛不已，此后好几年他还一直规劝别人别轻易剃度，尤其是有近亲的人。这不能不说他是个自相矛盾的人。他是儒家信徒，他在1587年以前已经按照儒家的伦理原则完成了对家庭应尽的一切责任后才剃度。但是他剃度又不是单纯意义上的遁世，因为他以后的行为代表了全国文人的良心，他剃度仅仅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性，当时的环境已容许他追求自己的个性。他被捕后接受讯问，回答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在他自裁气绝以前，他用手写了一句王维的诗以表死因：“七十老翁何所求!”此时他的悲观情绪已相当明显。具体怎样自我矛盾，还得看原作。
书所介绍的人物至此就已全部介绍完了，接着我想谈谈这个朝代最突出的问题，文官问题。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与文官有关。万历的消极怠工，张居正和申时行的`做法，武将的悲惨命运……都与文官有分不开的关系。文官的数量、薪俸、做法、观念都会影响这个庞大帝国的运作。
明朝历史上除了草创时期的洪武、永乐两朝，文官凌驾于武将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文官集团机构庞大，人数众多。而文官的工资又很低，这就说明文官就必须从收取的税物上获得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一代清官海瑞做到二品大员，死后也没有足够殓资。那些低级文官就更不用说了。申时行担任首辅时，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人们口头上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人的私欲称为“阴”，而他也没有发现这种私欲绝对不可能消除。文官向追求私欲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不同。大多是在似合法与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以补贴家用，维持士大夫阶层的生活标准，李蛰可归属于这一类。少部分极度腐败，声名狼藉。还有更少一部分清高自负，坚持只拿朝廷发放的那点薪俸，海瑞是这类人的杰出代表。
再从文官的意识形态上谈。文官的做法大多是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那些武将在他们眼中是血气之勇。当社会和经济发展不相平衡、政治手段无效时，便会导致战争。而这对一贯标榜稳健和平的文官来说，则是失败的象征。所以概括说来，武将的领兵作战与文官的施政原则本就不能相容。这就是文官与武将的联系。还有一点，文官会有“讪君卖直”的做法。即当皇帝的作为不符合他们的意愿时，他们会冒死直谏，因为正直是一个昂贵的商品，他们熟读诗经，深知流芳百世之说。他们宁可犯御前不敬之罪，今日受刑，明日名扬史册。
其实文官们的做法大多与自己的追求有关。有人追求信仰，有人追求名利，做法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手段。文官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得自己亲自去看看原著。这些实在是一言难尽!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5
看完了《大明王朝1566》，才来翻阅此书。也对明史略有一些兴趣，之前也有对本书的耳闻，更多是与明亡有关的细节，似乎很多观点认为在1587年发生的种种细节，预示着这个朝代即将结束的危象，断断续续的浅读，大而深刻的理解谈不上，一阅一思，这期间也看完了纸质版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提到了历史意见和时代意见两个概念可以放在这本书来讨论一下，对应来说，若是拿时代意见来否定历史意见，也是有失偏颇，历史的细节总能代表着历史深处的忧虑，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学习着前人总结的经验，当然也会出现相似的问题，这是一个轮回更替的过程。
灭亡更替的爆发点，也许从立国之初就埋下弊端的种子，积重难返，命将休矣。以如今眼光来评也是制度问题，不同皇帝执政，面临处理的问题不同，怎样采取措施？如何改革？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究其根本还是封建制度皇权独大难以保证最优政策。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6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7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目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应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阶级、行政首脑、官僚阶级、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经过对他们的描绘和点评，侧面描画出明王朝的衰落。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打破和改动，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载”。
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出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沛地表现出来，他以为以道德为规范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停止剖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缘由，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讨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动身，探求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无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愈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开展至此，所以他经过联络比拟、归结等等办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分离《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究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员应当如何进步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
以“问题”开端，以“问题”完毕
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完成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究，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不断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关于历史，学生需求树立起问题认识，只要脑中有疑问，有了猎奇心才会去探寻缘由，带着问题去寻觅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入的了解。
而于历史教员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只会激起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停止历史教学设计时，能够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串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中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应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只能够协助学生树立问题认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关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了解，也利于师生一同发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
培育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剖析才能
《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浅显易懂的言语来记叙史实，加强了可读性和兴趣性，固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求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学问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了解才能。在《文艺温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应用史料停止引导。
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呈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求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开展起来……”经过这则资料，历史教员能够让学生联络资料和书本内容停止考虑，从经济的角度的动身，文艺复兴产生的缘由。依据资料，学生能够总结收工商业曾经有了一定的开展，一些城市呈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员有认识的培育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分析才能，可以协助学生培育“论从史出”的治史肉体，构成历史学习的正确办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动身，还是新课程规范的请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想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请求，而在详细的历史课堂教学理论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腕、内容组织的丰厚和开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只能够提升学生的发现、剖析和处理问题的才能，提升学生史料剖析才能，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学生对历史的考虑认识和整体认识。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8
其实不算认真看完，只是快速浏览。里面很多故事已经有所了解，因此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其实是书末的“《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说白了就是，把明朝这段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然后再把时间长度拉长到数百年，如此可以看出很多在微观上无法看到的东西。
对于当时中国的日渐衰落，以及中国目前遇到的困境，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学时候学了无数遍的“生产关系不符合生产力的发展”。
具体点说，什么民主 自 由 文明什么的，都是建立在一种东西之上，那就是“契约精神”，也就是“法治”的基础。这一点，有赖于商业的发展，翻过来又能促进商业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国内都说“经济改革倒逼政治改革”。某种先进的生产关系在一开始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到了瓶颈期，生产力的继续发展就会受到限制，而这时，就会产生促进生产关系改革的呼声。
黄仁宇还谈到了市民阶层的重要性。不知中央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有没有这方面的考量，如果有，那真的是有壮士断腕的勇气。联想到前段时间广东发生的事件，可以看出，“契约精神”的要求在南方是高于北方的，这既是南方商业发达的结果，也反过来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要实现富强民主自由文明，首先得把北方的游牧气质和小农气质去掉，除了大力提倡发展经济外，如何改革上层管理模式也是今后面临的一大问题。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9
早就想写一写万历十五年感受了，鉴于时间因素，一直未能动笔，最近读了这本书，感触颇深，遂成夙愿！
高中年代，最怕最差的科目非历史莫属了，老师说要将历史学成一条线，而我一直在点上打转。如何将点穿成线，想想都困难！
想来对历史的兴趣起源于工作后，在某毛的熏陶下，陆陆续续看过些西方历史书籍，尤其是盐野七生关于罗马关于文艺复兴方面。过程中，脑海里有个思绪不停地在飞：“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番场景呢？”。既然看西方了，为什么不去看看东方呢？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该有怎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啊。于是找来豆瓣评分高达8.9分黄仁宇的这本《万历十五年》。通本读完，感受不到一点豪情勃发，有的只是无处释放的压抑！
本书一共七章，通过对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海瑞、戚继光和李贽等人物的描写，叙述了明朝中后期的政治体制、财政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全文一条主线，即“文官制度”贯穿始终，这也是一切悲剧的源泉！
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行政工具是文官制度，经过一两百年的发展，这种文官制度早已成熟，文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而本朝开国之初，各项制度的依据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所以官员的俸禄极低，于是官员们在似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也就不可避免。从而导致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则有阴。是否能认清文官的这双重性格，也导致了各历史人物的成败。
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扰，施政的要诀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张居正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的文官，却忽略了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文官。他一心改弦更张，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罢黜，从而严重威胁了文官的安全感，开罪文人，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相比较而言，申时行这个和事佬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他知道若要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即要给予文官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于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不断地推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对于别人的评论，付诸一笑。所以张居正即使死后依然身败名裂，而申时行得到善终。看到这里我有点儿矛盾，从现代的角度看，无疑时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可是站在当时历史的角度看，申时行的行为方式又是顺应时势的，难道想要善终、顺应时势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吗？
再说到万历皇帝，从头到尾带着怜惜无奈看待这个人物。很多历史评论说万历皇帝是个昏君，但刚开始时，他其实是个勤奋好学积极向上的小皇帝、好少年。张居正过世时，他曾励精图治打算大展宏图，无奈迫于文官制度的压力，最终“无为”而治！强大的文官体制，需要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万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大小臣僚期望他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权力对国家作出贡献。而所谓德行大部分体现于各种礼仪之中，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在阳之外另外存在着阴，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皇位是一种社会制度，但他朱翊钧也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啊。此时，郑氏走入万历的生命，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缺。郑氏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是具有闭月羞花的美貌，而是由于聪明机警、意志坚决、好读书，符合皇帝感情上的需要。可是，万历却不能立自己心爱之人的孩子为太子，因为这不合伦理之道，多么荒谬的伦理之道啊！可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万历，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这帮文臣强迫他在处理政务时摒弃一切个人意志，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但他实际上所能控制的则至为微薄。想做的事情统统不能做到，励精图治的念头一天天减退，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于是长期消极对抗而至“无为”！
关于财政，我很纳闷，如此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为什么财政制度如此松散？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各地方税收根据近距离原则补贴地方财政需求，这种地方自给的财政制度看似节约了交通通讯成本，却导致全国满布着无数的短途运输线，缺乏统一的组织和管理。也因为全国的税收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文官俸禄又低，不可避免助长了文官双重性格中“阴”的一面。
由于交通通讯等落后，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感到隔膜，以至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更别提调控了，日积月累想要改革呆板的财政困境就更加困难了。不禁唏嘘，观念多么重要。罗马初建国时，就加强道路的基础建设，通过四通八达的交通通讯系统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成就了伟大的罗马帝国，也有了著名的金句“条条大路通罗马”。而一千年后的明帝国居然不懂这个道理。
强大的文官体制，死板的财政制度，导致军需税收不能总收总发，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点，是否这也直接导致明朝的灭亡呢？
其实看完这本书好久了，一直没动笔，总觉得我的历史太差。但李笑来老师说过“起步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的技能，我们知道有用，却迟迟不愿学习践行，为什么？因为怕，因为不愿接受不完美的自己！但，写不好就不写了吗？写不好就不发了吗？你以为你能一上来就做的很好吗？万事开头难，所以，在起步时要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笨拙，理解自己的笨拙，并放慢速度尝试，于践行中不断改进。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0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
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心的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
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1
戚家军大败倭寇，保卫一方平安，其头功当然是戚继光的。戚继光一手创立的戚家军是革命性的，其军纪之严明，战术之先进，在当时都是独一档的存在，是戚继光让军队真正成为一支军队，而非一群散兵游勇。不过有了严明的军纪，先进的战术，是不是还缺少点什么？哦对了，军队战斗力的强大，还离不开强大的武器支持。我们经常吐槽我们发明了火药却只是用来放烟花，发明了指南针却只是用来游玩，然而并不是没有有识之士认识到了火器的价值，戚继光就曾上书陈述火器的重要性，然而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糟糕的后勤制造出的火器甚至有爆炸的危险。和他有类似遭遇的还有一代名将俞大猷，他提出的是水师的重要性，他曾建议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到水师上，以此来在海上就击退倭寇，可惜这并没有引起重视，俞大猷只能抱憾而终。究其原因，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过错都推到当权者头上，他们固然有鼠目寸光的一面，可是即便他们深谋远虑，赞同俞大猷的提议，那么事情就一定能办成吗？倒也不见得，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军事的范畴而涉及到了政治。再次重复一遍那句话：我们的国家是以礼仪道德为治国根本的，法律或者规章制度已经沦为形式，甚至掩饰违法行为还被认为是忠厚识大体，总之一切都是为了安安稳稳过日子，我感觉用讳疾忌医来形容很合适。那既然没有法律规章的约束，就自然也不能期待行政效率有多高了，而效率低下是技术的进步的天敌。松散的组织结构里容不下现代技术，而现代技术一定会推动社会趋于精密，这是两种力量的交锋，可惜的是当时还是旧势力更加强大。
既然现实如此，戚继光也没有因此忿忿不平，而是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火器不好用那就不用，我用软实力照样横扫倭寇。更能体现他的智慧的地方是他对于政治也是洞若观火，本朝重文轻武，文官们不会容忍武将和文官平起平坐，戚继光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只是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让他受益良多。这一点，值得海瑞学习，虽然海瑞是文官，戚继光是武将，然而在性格上海瑞倒更像是一个武将，戚继光更像文官。这对他们的仕途有决定性作用，海瑞被弹劾被迫去职，而戚继光则得到了一个武将所能得到的所有荣誉。并不是说他们做官只是为了虚名，不过有了地位才能大展拳脚不是吗？
可单单凭借这些，亦不足以帮助戚继光建功立业，还要朝中有人。张居正和戚继光可谓黄金搭档，他们都有雄心壮志，都有锐意改革的决心，也都有不世出的才华，因此张居正对于戚继光也是尽力提携，为他创造出了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才有了戚继光的赫赫战功。
前文所述皆为作为一名将领的戚继光，现在我们来认识一下另一个戚继光。戚继光会写诗，这样的跨界是相当难得的，这也为他赢得了文官们的尊重，看来无论什么时候都是艺多不压身啊。
最后，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真的是一条铁律，张居正是这样，海瑞是这样，戚继光也没能例外。其实戚继光和张居正关系密切或多或少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他让家人给张居正馈赠礼物就见于张居正的书牍。他娶妾生子，却把他们隐藏起来，他泼悍的夫人对此一无所知。戚继光并不能完美地适配于传统的道德框架，在颂歌里我们可以忽略这些，不过在历史中，我们要直面它。
戚继光最后孤独地死去，其实自张居正去世的那一刻起，戚继光在历史舞台上的表演也快要结束了。在这个道德至上的国度，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被大做文章，更何况是一个和张居正关系密切的武将呢？文官们自然不会放过他。戚继光，孤独的将领，可是孤独的又何止戚继光一人？武将们出生入死，保家卫国，还不如文官的笔杆子和嘴皮子管用。这是这个时代武将的悲哀，也是大明王朝的悲哀，因为在东北的白山黑水间，一个名叫努尔哈赤的人正在厉兵秣马，虎视眈眈。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2
出乎意料的一本书，实在对中国古代史不感兴趣，经古代文学史老师推荐阅读，也算一个有意思的体验。
全书涉及了明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主要由明神宗、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几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选角看似无意实则大有门道：神宗是皇权的代表，张居正则是相权失败的典型，相对的申时行却是相权与皇权和解的象征。海瑞作为明朝有名的清官，实则从全书来看此人成就不高不过是一个证明本朝吏治清明所需要的标志；戚继光当然是明朝军事力量强大的标志；李贽……私以为作者没有选择其他明朝的思想大家，而选择这位“奇葩”不单单是因为其思想的矛盾性，而是因为这样的矛盾性刚刚好与全书的主题相契合，正应了首尾圆通的那句：“万历十五年是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又是象征着明朝盛极而衰的一年。
此外，全书又以“阴阳”为主题包裹着整个万历年间的是是非非。
而“阴阳”二字，在本书中所指又有多重含义。一来阴是官员处事的圆滑、乖巧以及官场的生存之道，相对之阳则是官员在外或者对上的表现，也就是符合社会要求的一种“标榜”。二来阴则是指国家运行的内在规律，其中包括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阳也是皇权、政治、商业等宏观现象。
其中韵味，不再赘述，三言两语，聊表愚见。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3
大历史一是时间要放到足够大，退回一些才能看清，二则是地理范围要大，考虑中外各地的情形。
中国之所以陷入近代几百年的被动，明朝立国已经埋下伏笔，国家以道德为治国基础，没有技术条件改造成法制国家，整个行政目标是保护落后的农业生产，由此发明户籍制度，把农民种在农村，没有批准农民不得到处行动，限制底层积极性和流动性；政治上层设计高度集权，皇上有能力的如劳模朱元璋靠个人勤奋尚可一人勉强为之，子孙后代就只能靠内阁大学士和文官集团，经过200多年发展官僚集团逐步成熟，他们是政权实际控制者，皇上只是个道德象征，信息通过底层几乎不可能传上来，上下难以通达。
而文官系统在明有天生物质和精神分裂倾向，国家给的俸禄有限，希望各位大人以道德和圣贤的标准要求自己，另一方面自身握有实权，面对物质世界的诱惑只能方便的通过潜规则或明文规定巧取豪夺，这个分裂是个顽疾，到清朝也没得治。没有法律只靠道德，而道德标准只在个人口中，这样的系统维系几百年也真是不易。皇帝或内阁要用人就不敢一下把规则全部改掉，而越往后拖越没有治愈的机会，直到大厦全部崩塌掉。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4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属平淡的一年。著者以万历皇帝、首辅大臣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以及李贤为线路，通过描述几人的生平历事，来翻开万历及大明王朝的历史。万历十五年，在当朝朝廷发生了若干历史学家易于忽视的事件，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表面上看来，是历代王朝所在平常的事情，但有些看似平常的事情却对未来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看《万历十五年》第一遍的感受是以德治国也许是理想中的治国之略，但是在实施时，却是与社会制度、社会发展不相适应。至少来看真正实际治国之略是以法治国，辅以于以德治国，法律至高无上。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执政者却依旧固守原油的固封道德治国，不思创造新的制度，只求平衡稳定。又是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停步不前，固守旧德，致使新的思想、新的创造无法施展，随之大明帝国落伍与世界潮流，直至改朝换代。
万历十五年，提及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革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却依靠固化的道德信条；各人行动全凭儒家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万历十五年，1587年，西班牙舰队征战英国的前一年，通过对这一年几个人物看似平常事情所写，却对以后乃至民族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万里中枢集团固闭自封，不闻世界之事，是以落伍于世界，是以陨落的渊源。不过终究是上层建筑的发展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势必为历史所抛弃。今日之于我们、民族、国家、企业、个人，亦于如此！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5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作者是黄仁宇，是一本历史学著作。
选取了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年）作为考察切入点，运用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和传记体式的章节，通过对关键历史人物悲惨命运的描述，探析了晚明帝国走向衰落的深刻原因。
书中以万历皇帝、申时行、张居正、僚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之间的关系矛盾。
《万历十五年》以1587年为关节点，在历史的脉络中延伸，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大事与人物着手，记叙了明朝中晚期的种种社会矛盾和开始走向衰败的迹象。作者指出，“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正是从这些细枝末节的中，作者认识到，万历十五年是明朝甚至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转折点，是历史的关节点。
在第一章“万历皇帝”中，作者以万历皇帝的角度，描述了身为君主的种种限制与无奈，从深层角度分析了其消极怠政的原因及其逐渐消极反抗的过程。作者从万历皇帝的角度展开分析，剖析其怠政的原因，站在万历皇帝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一个较为真实的、不一样的皇帝，使读者对万历皇帝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使得万历皇帝这一形象生动而丰满，更对其昏庸的印象多了一份理解与同情。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6
之前觉得张居正、申时行的差异在于与文官集团打交道的方式，现在觉得不太准确，应该是在皇帝这一政治个体与文官集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处事方式不同。
通过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帝国的平稳运行不仅在于文官之间的平衡、和谐，还要关照皇帝与制度（即文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正德皇帝跳脱的个性不允许他仅仅作为一个权力的象征配合制度运行，大学士在政治上的无能导致皇帝和文官集团的对抗状态，以致政体的瘫痪。
而万历皇帝有着和正德相似的个性，他有大展身手复兴帝国的愿望，而同时，这与文官们的期望往往相互背离。作为文官之首、皇帝的顾问，大学士的处事手段就显得极为重要。
张居正对皇帝和文官同时使用霹雳手段，以自己的影响力同时强行驱策两方力量，结果是死后两方共同进行的反抗。而申时行则是另一个极端，同样是不偏袒，他想在两边都做好人，让两方都觉得和自己是一伙的，这样在解决问题时自己在双方都有一定的说服力、影响力。
然而对于一般的问题，他可以“处心积虑不动声色在幕后解决问题”，而且从黄河治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申时行处事心细如发以及这一方式在效率和人事稳定上的优越性。但是，一旦面临立储这样关乎文官生存、皇帝基本权利的大事上，在两方都想做好人的结果就是都做不成好人。作者：张静怡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7
《万历十五年》这本书采用了一种叙述历史的新方式。我们接触的历史作品，严肃的居多，学术研究的居多，很多历史书藉阅读时需要有一定的历史功底，大部分读起来有枯躁的感觉。而黄仁宇的这本书，介于学术与通俗之间，读起来有如在读一本小说。他的文字虽然通俗，文笔也不失生动，却在深入浅出中演绎了深刻的道理，字里行间充满了微言大义，为中国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每一位阅读这本书的人都会觉得，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写，原来历史是如此的有趣、复杂、丰富，原来历史人物并不像我们的教科书上讲的那样单调、格式化。
从书中我们看到，张居正搞经济体制改革，在道德立国的环境下，试图改变文官系统，以效率代替道德伦理对官员进行绩效管理，却得罪了全体官员，招致死后两年被抄家。申时行试图建立和谐社会，希望通过诚意感化官员们道德的一面，使“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却因为立太子一事被迫辞职。海瑞试图保持执政意识形态集团先进性，却仅凭一人之理想，干预境内的农田所有权，同时损害了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利益，而被迫辞职。戚继光试图实现国防现代化，采用现代军事理念管理军队，并且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是张居正倒了，戚继光也跟着被革职。李贽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功利主义，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后选择了自杀。作为他们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实际上也失败了，虽然贵为皇帝，他并不自由，他不能出皇宫到各地视察，不能将自己喜欢的儿子立为太子，甚至不能决定死后和自己喜欢的嫔妃葬在一起，于是他三十年不理朝政。
从他们身上，我们清楚地看到，整个明代社会在发展，但是国家管理系统却保持原样，而且一切改革都被视为异端。所以那些历史人物虽然努力想作出改变，但在整个一成不变的体制面前却只能碰壁，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以史鉴今，通过读《万历十五年》，我们了解到，法治与德治在中国自古就是一对矛盾，当今中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改革所产生的利益的重新分配，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时时去拨开安定的表象，看清这个时代的脉络和架构。这也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用望远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8
最初，是对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感兴趣，所以抱着强烈的好奇心翻开了《万历十五年》。后来一发不可收拾，记得大概从去年九月开始读，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读到今年七月，竟已刷了三遍，有种上瘾的感觉，而且每遍都有新的收获。黄先生的书让我从新的视角去审视、解读历史，感觉耳目为之一新，眼界为之一开，回味无穷，而这远远比单单了解历史事件来得有趣和重要的多。
《万历十五年》，正如它的书名一样——1587，这一年没啥特别的事发生。是的，就在西方文明已经开始在大洋上开疆扩土的时候，对于世界另一端古老王朝的帝王、首辅、谏臣、将领、大儒而言，1587这一年却是极为稀疏平常的一年,一切都按照预定的轨道悄然有序地进行着。然而正如静水流深，表面的不动声色之下，谁也不知有多少的劲流在涌动、狂澜那样，大明皇朝在歌舞升平、花团锦簇的背后其实早已埋下末路穷途的伏笔：一位当初雄心壮志、克己守礼的帝王在受到亲侍近臣欺骗后对朝政心生失望厌倦;一位有心辅助君主、温和谦让的首辅深陷党派之争、疲于应付;一位早已离世的重臣仍释放着他的政治影响力、引发朝局动荡;一位铁面无私、忧心天下的清官却屡遭排挤、孤独终老……其实每个人的初衷都希望这个王朝能走向世界之巅，然而在实现家国理想的道路上，他们越走越偏、越走越远。是的，有时候，当你满心以为你能够左右世界的时候，历史总会给你当头一棒，最后你只能大失所望、哀叹无力回天，不得不妥协求饶，成为历史的附庸者，随波逐流。
为什么帝国的梦想总是破灭，黄先生在书中给出了答案。一直以来，作为稻作文明的典范，我们的国家深受儒家传统思想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认为“仁政”、“德治”才是一个国家得以长治久安的根本。那么怎样才能有效地使政策在幅员辽阔的国家由上及下全面推行?我们的先祖们显然很有智慧，他们认为“礼治”才是唯一符合正解的选项，于是他们制定出一系列简单粗狂的道德标准来规避复杂的政治架构(对的，这也就是被我们所熟知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天子的一言一行既是万民的遵守范本，也受众人的监视督促。从一方面来说，“礼治”使朝政简化，臣民们不一定要明白施政者的用意，只需埋头遵守，即可达到政通人和、相安无事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这样“礼治”又极其脆弱，因为把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地交托到一个人(或者一部分人)的品德之上其实是非常危险，毕竟天子不是真正的神明(他同样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大臣们也有着这样那样的自身局限，这种看似坚不可破、高效便捷的制度其实自带bug，又何以能够独善其身呢?所以呀，一味追求虚无缥缈的道德至上，而又在法律上缺乏创造性，“其社会发展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同样加速帝国灭亡的是明朝的文官集团、文官文化。书中有这样一句话：“难道一个人熟读经史，文笔华美，就具备了在御前为皇帝作顾问的条件?难道学术上造诣深厚，就能成为大政治家。”青年的申时行就曾对文官当政有所疑惑，但是这就是当时明朝的政治生态。文官集团既支撑着帝国的运行，又是帝国的毒瘤(做事缺乏条理、庸政懒政、表里不一，拔与不拔，都是悬在整个帝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因为整个文官集团是依附中央集权、道德管理而产生的，而在道德管理的社会里，道德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天底下的大道理都可以常情来度量，即使是最为严格的教条，也承认因情理而发生的例外。这就加深这个阶级的两面性。一面要标榜着、维护着世人公认的政治理想，一面又有着各自的七情六欲、暗箱操作，这就是这个阶级失败的原因，这也就是整个帝国失败的原因。
《万历十五年》，一本优秀的书籍，但由于我见识粗浅，不足以囊括书中精华，只能谈谈个人感受。对明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读。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篇19
万历十五年，亦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在历史学家黄仁宇的眼中，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我们的大历史之旅，也自此开始……
《万历十五年》融入作者黄仁宇先生对历史研究的经验和个人经历，以“大历史观”分析了明代万历年间对后期帝制发展的“结症”原因，对后世以史为鉴，知历史兴替产生了重要影响。
书中讲述了几位在万历年间举足轻重的主要人物事迹：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权倾一时的首辅张居正、有着中庸之道的大学士申时行、历史官僚楷模海瑞、抗倭名将戚继光、思想知识分子李贽，作为上层统治阶级的他们，无一不在为身陷泥泞的帝国而挣扎着，可最终却深陷困境，因而可以从这些细微小事发现明朝那个时代产生“病历”的历史“结症”。
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众多人物当中，万历皇帝作为明代帝国的一个中心人物，许多事件的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关，首辅张居正和大学士申时行，他们作为整个统治阶级的政治辅助者，与皇帝有着直接关联，而张居正这一核心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对万历皇帝之后的统治态度产生影响，也是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原因之一，而从海瑞心中极端的道德主义关，我们又能够从其中窥见一些在基层政治和财政方面的细小根源，戚继光的相关事情又可看出明代在军事管理方面的问题，最后的思想家李贽则反映了儒家思想在困境中的表现。他们六个人反映了处于统治集团不同位置上所能行使的权利和能够对社会所做的事情，而其中实施治理方案产生的阻力则可以归结为万历年间“病历”结症的主要根源，即制度上，思想上等的内在阻力。在整个文官集团中，除了申时行，遵循中庸调和的儒家之道，按照文官意志实施治理政策，其他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更改了制度，试图改变当时的治理状态。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上层官员，内心都存在着一定的政治抱负，也曾试图改变当时的症状，然而历史的根源——腐朽的制度以及对思想的禁锢，并不允许他们有所动摇。当然，巩固这一切的是那些有着相关利益官员组成的文官集团，他们担心和不满的是治理改革所带了的利益受损。因而，整个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每个人为了自身抱负和利益的实现，与其他相关联的人员或多或少的有着牵扯，无论是有着巨大权利的首辅张居正，还是坚守中庸之道的大学士张居正，亦或是最高统治者万历皇帝，他们都试图在与文官集团的相互牵制中脱离帝国陷入的泥泞，虽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都难以脱离整个时代的牵制，以至于上至统治阶级，官吏人员，下至黎民百姓都成为腐朽制度的牺牲品，纵使能有着力缆狂澜的清廉官员，也难以扭转整个封建时代的发展年轮。
《万历十五年》展现的是万历年间发生的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是产生“结症”的显耀表现，但由于事小，不能够被当时人所重视，或是难以正真去解决。这一切的发生，所不得不分析万历年间的时代背景：小农经济为主导的小农文化，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这一切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而上层统治者所要改变的治理政策亦不能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显然可见这一改革背后有着重重阻力。
最主要的是，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并没有真正按照法律来实现社会规范，其主要依靠的是道德和礼仪上的思想约束，即受封建礼制的束缚，因而那些有着对礼教强烈追求的人受到极力追捧，而由此产生的最大影响就是各个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官形成的统治集团内部没有制定形成一个统一规范的法律体系，进而统治集团内部各自站队分化，各持反映不同利益的政策。
书中封建王朝“结症”的根源离不开思想的禁锢。此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影响历代王朝的儒家思想，其甚至对今后社会的思想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书中讲述的思想家李贽正是发现了当时社会儒家思想逐渐教条化，（亦或说逐渐僵化），想要进行儒家思想的改革，他提及的个人思想的解放正是对当时思想禁锢人的一种强烈批判，虽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影响，但终究如同那海边的泥沙随流而逝。
总而言之，思想上的禁锢以及制度上的腐朽阻碍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整个社会以道德取代法律的治理策略，进而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以至于整个社会并没有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是逐渐走向衰落。
书籍并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它包藏着一种生命的潜力，与作者同样地活跃。不仅如此，它还像一个宝瓶，把作者生机勃勃的智慧中最纯净的精华保存起来。——弥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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