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时间：2021-06-17 13:00:35 读后感我要投稿

经典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万历十五年》该书不仅打破了学术与通俗的分界，更重要的是它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参考价值。

经典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经典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一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由于是从英文原版转译回中文，而且其探照历史的角度和传统史书有点不一样，所以读起来和以前读史感觉有点不太一样。这和内容也有关，整本书读下来，里面的几个主要人物，包括万历皇帝，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御史海瑞，蓟州总兵戚继光，名士李贽，没有一个最后功德圆满的，或身败，或命名裂，或郁郁不得志，或死后遭清算。微友阿黎说，“全书从头到脚没一个自由的人，就连掌权人皇帝也不自由”，确实如此。

　　我读之亦有感触。比如其中有一段：“我们帝国的军队是一支全能性的军队，也是一支长久性的军队。它经常的任务是面对内部的叛逆而非外部的侵略，具体的说，就是镇压内地农民和边区的少数民族。”读到此心里一动，想到：为什么明朝后期明军遇到努尔哈赤的八旗兵、清朝末年清军碰到八国联军都会一败再败，一碰到外部军队就玩不转，因为这跟这支帝国部队的本身属性有关，它主要是对内而不是对外;其实"攘外必先安内"也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并且有极强的延续性。从某种程度上，它决定了很多朝代、不少国家的政权统治的基本功能。这一点，古今中外，例子很多。明白这一点，对专制国家运作的独特性便更能了然于胸。

　　其次，不仅明朝军队的武器、粮饷的供给方式极为落后，其实整个帝国的财政税收制度与民间经济的发展亦严重脱节，再加上文官集团的派系林立，政治运作上的务虚不务实，以“四书”主旨作为整个帝国运作的精神凭藉，以抽象的道德作为解决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标准。意识形态与现实完全割离，腐败就必然遍地盛行，这一切使得整个庞大的明朝帝国在万历之朝时便已臃肿虚弱不堪。在这个时候，其实无论内部之乱还是外部入侵，帝国中枢都没法有力应对了。这是什么问题?体制问题。此时即使有首辅申时行，清官海瑞，英雄戚继光，哲学家李贽，谁也无法改变大局，连万历皇帝也不想玩了，这个帝国只好就这样烂下去，慢慢等待它的取代者。如果不合时的体制问题没解决，那么结局古往今来必大同小异。

　　1619年，辽东战役打响，努尔哈赤率兵攻打明朝，明军节节败退;1644年，李自成率兵围城，紫禁城内，崇祯皇帝杀妻女后，于煤山自缢而亡。整个官僚体制的运转机能，衰退至此。此时你无论如何“勤政”，无论出多少人才，这些都将被这个庞大腐朽的体制慢慢吞灭。这个老病的巨人，病入膏肓，药石无效，随你怎么折腾，只欠一倒。

　　经典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二

　　近日拜读了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好的史书最大的特点便是历久弥新，不似应景之作，一过了时宜便被弃之如敝履。

　　非常赞同黄仁宇先生所说的研究历史要有大历史观，也就是要认识到任何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研究历史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这有些类似“混屯学”，生活中表现为蝴蝶扇动翅膀导致大洋彼岸的风暴;历史中便表现为骑士的马掌导致帝国的灭亡。

　　写到这里不免想起《黄金时代》里王二提到的治史的原则，一是科学的原则、一是党性的原则;科学的原则就是是什么说什么，党性的原则就是是什么不说什么。想必这就是好书与应景之作的区别。

　　此前读《龙战三千里》的时候，对万历年间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发现火器不少、兵种、战术也不少。但打倭寇为什么就是那么费尽呢?这便是局部的看待历史。总觉得中国是天朝上国，火器的故乡，打倭寇自是不在话下。其实从《万历十五年》中大可以看出些端倪。

　　在明帝国的体系中，文官的地位远高于武官，每每督师都是文官担任。看看描写明末战争的《永昌演义》、《李自成》等书便能有一个大体的理解。文官讲究诗书礼仪，科举的制度以是否熟悉四书五经为选拔标准，这与诸葛亮式的羽扇纶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换句话说写好诗不见得能打好仗。若这文官虚怀若谷，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倒也罢了，偏有些不懂装懂的大员，反碍着武将的派兵布阵。再就是中国文官的权谋之术恐怕是世上最强。正所谓兵书不如圣贤书、帅才不及权谋术。用牛群的话说就是外行领导内行，不是偷得少就是跑不了。

　　再看武将，明朝的军队是世袭的，武将也是世袭的。世袭这东西最讲不清楚，说家传吧，想必会有些好处，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还不免许多基因突变。想来世袭总不如任人唯贤的好。这点从明末对付流寇和对付满人战争中，朱家人的表现可以看出来。

　　还有就是武器，偌大的帝国竟然没有统一的后勤供应系统，火器乃至冷兵器都是型号不一、规格各异。戚继光曾计划在军队中推广火器，但由于质量实在不稳定，导致士兵都不敢瞄准，从而使火器的效力大打折扣，便不得不放弃。所以当时的佛朗机大炮好像是最好的重火器，想来国内是无法大规模生产的，因为最好的工匠都集中在京师为皇帝及其神机营服务，而负责全国各地军队武器供应的则是次等的匠人。

　　因而时常在想，如果那时帝国能够建立起高效的武器生产系统，发挥能工巧匠的聪明才智(帝国不乏这样的人才，天启皇帝就是巧夺天工的木匠)，对付倭寇自不在话下。更承郑和七下西洋的余威，恐怕这坚船利炮先出自我中华，不说满世界开垦殖民地，至少可以以武力为后盾建立亲中华的政权，想来现在世界通用语言也就不是“硬改历史”，我辈可以少考些外语，多做些学问了，只怪老祖宗不争气。此为题外话。

　　数落了这许多的不是，并不是说万历年间的明帝国一无是处。

　　首先便是有个张居正，少时学历史，此公的“一条鞭法”是要考的，但他对明帝国的影响十分深远。全国的土地得以丈量、官员被要求廉洁(虽然此公身后被发现不甚廉洁)、还有就是信任戚继光任用其剿灭倭患还备边东北。在首辅张居正的带领下，帝国还是有了一些中兴的气象，但和历史上大多数改革者一样，因为得罪的人太多，身后没有好下场。这也是勇于任事者的无奈。

　　其次是戚继光，此公的功绩不止在驱除了倭寇，还在于编撰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著作，这些著作对于军队的标准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可以认为其中的部分内容是中国最早的步兵操典。其军事思想有局限性，但更有开拓性和创新性。我为有这样一位民族英雄感到自豪。

　　最后是文官集团。在这部书中，文官集团似乎不是一个正面的角色，一切因循守旧又互相掣肘。但读罢此书，对于帝国的文官集团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在万历立储君的事情上。文官集团并不只对皇帝唯唯诺诺(是指整个集团而言，并不止某一个文官)，而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不予皇帝老子妥协，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书中反复提到，万历朝时帝国已经不需要特立独行的'皇帝，文官制度已经控制了整个帝国。对于万历皇帝这可能是不幸，但对于国家而言这又未尝不是幸事。国家需要的是制度而不是一个英名的君主。任何人都难免糊涂但集众人智慧为一体的制度应该是不会糊涂的。我想这是一个亮点吧，希望这种传统也能够影响今天的官僚系统，不唯上而唯信念。

　　万历朝还有两个异数，便是海瑞和李贽。儿时曾去淳安县见过海瑞的塑像，也曾听过《海公大红袍》等故事，还有就是与吴晗一同载入史册的《海瑞罢官》。但读罢《万历十五年》又有另一种感觉，俗话说“直如弦，死道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查则无徒”，海瑞恐怕就是这样的人。操守是非常可敬的，但这样的人能否做事呢?能否治国呢?恐怕就远不如曾文正和李文忠了。典型是需要的，但怎么学典型则是每个人自己要思考的事，而做了典型也不要沾沾自喜，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不善者而改之”。

　　李贽更是一个矛盾的人，拿着别人供养的钱还要说别人的不是，更要作些为世俗所不容的事。我认为李贽之所以在牢里死掉，并不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他的那些与当时社会公序良俗所不符合的行为，任何时期违反当时公序良俗的行为都是不容于世的如张志新、王申酉等，因此他的遭遇就不足为奇。也就是说，你可以悄悄地想，悄悄地写，但是不要告诉别人，也不要贴在朋友圈上。如果明帝国有网络，李贽地微博、朋友圈一定是会被封掉的。

　　经典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读后感篇三

　　“读史可以知兴衰”，这句话出自于《旧唐书魏征传》的“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于是，我翻开了《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先生“大历史观”的经典著作，最先出的英文版标题：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翻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要紧的一年。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的中国，谈不上风雨飘摇，更不能说是病入膏肓，这一年，实在是平淡无奇。但作者从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等多个章节展开话题论述了万历年间的诸多方面，万历十五年虽看似为平平淡淡的一年，但这一年之后好多小细节的变化却掀起了巨大的时代波澜。历史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巨大成就的造就，还在于事物肇起之初处于酝酿中的有机结合和变化。下面，我从章节中的前三个人物来谈谈我的阅读感想：

　　首先，万历皇帝。他年幼即登上宝座、继承大统，自小聪慧过人、学习刻苦，立志成为一代明君，开创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在首辅张居正的调教下，经过多年的精心求学，取得很大的长进。一方面，张居正生前，万历皇帝对他充满尊敬之情，对他精心敬业的奉献精神大加赞扬，并且把一些名贵的珠宝和进贡上来的物产赏给他，以对这种大臣的扶持表示百般地感谢。另一方面，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怨恨却远远盖过恩情，坚决地清算张居正各种过失，甚至恨不得鞭尸。这样的反差不仅是来自于对张居正掌权过度的强烈反弹，更是心理崩溃的一种体现。万历皇帝的职业生涯让我看清了身为九鼎至尊的皇帝也是有苦难言，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上层阶级的代理人，而不是我们印象中唯我独尊、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的帝皇形象。例如，在立储君这一问题上，大臣与皇帝之间争执多年，最终以万历皇帝的沉默和消极抵抗结束，使整个朝廷失去了励精图治的机缘。

　　其次，世间已无张居正。从黄仁宇先生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宏伟的政治理想抱负。他精心调教、呕心沥血辅佐万历皇帝，在施政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让死气沉沉的明王朝开始渐渐焕发生机。但是他的改革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在行为作风道德操守方面又严重违背了当时的道德规范，对别人的苛刻要求与对自己的奢侈铺张形成鲜明对比，让他在道德层面完全地站不住脚。上到官僚阶级，下到黎民百姓，想要攻讦对立者，就要首先占领道德的高地。或许这就是集权体制下的游戏规则。虽然张有功有过，但从对当时国家的治理而言，我仍感慨可惜了张居正的改革，倘若他的改革能够进行下去，明王朝必定迎来又一繁华盛世。

　　最后，首辅申时行。作为张居正的继任者，申时行并没有继续张的大刀阔斧式的改革，而是实行较为和缓地施政方针政策。他认为：“作为首辅，宁可被视为大和事佬，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剂折衷的原则。”他确实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但国家的最大问题也就是文官。而奇怪的是，以张居正的精明练达，竟忽视了这样基本而简单的事实。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申时行有成功之处，他的和缓政策为其营造了平和的政治环境。张居正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相比之下，申时行对参劾过自己的官员概不追究，甚至还建议其中的几位官员晋级。因此，申时行得以善终，而且退隐归乡后，大寿时仍受到万历皇帝的恩赐。

　　以德治国，道德终会成为一些人争权夺利、玩弄权术的工具。一个国家要有科学合理的政府机构，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才能保持政府的工作效率，国家这部机器才能更有序高效地运转、快速地发展，变得更加富强、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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