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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导语：黄仁宇先生是史学界的异数，致学于哈佛学派和剑桥学派之间。他的“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导引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从而高瞻远瞩地考察中国历史的“大历史”观，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的作品在不失史家谨严之基本原则下，同时又能让大众愿意去接受，使得了解历史不再被识为畏途、不再是几个历史学家斋中之物。以下是由CN人才网收集整理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欢迎阅读。
这几天抽空在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三联版的，看版权页就发现从1997年5月到2005年5月就重印了20次，而这本书是1974年最早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的。一本已经出版三十年的书，为什么还如此畅销，实在也是一个奇迹。
于是就一天看一点，几天下来，倒是看了大部分。作者用平淡的语调，叙述了在1587年，万历十五年这个他认为“平平淡淡的一年”前后发生的事情。粗粗一看，好像是在写历史人物，从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模范官员海瑞、将军戚继光、哲学家李贽到活祖宗万历皇帝，无不速写了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饱受煎熬，无论是皇帝还是官员，这些人最终都没有功德圆满，甚至身败名裂。张居正最终被查没，万历自己死后也无法同最爱的郑氏同陵，海瑞则在大家的摒弃中挣扎......“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
感触最深的是张居正。他的强势行政模式和作风，同当时的“文官政治体制”格格不入，他在世的时候没有以他的精明干练发现“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与所有的文官的共同习惯是否相安无忧，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不过是空中楼阁”，他忽视了他所要改变的东西正好是当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政治现实相平衡的产物，他忽视了中国两千年来的症结就在于道德代替了法制。于是他的失败和海瑞被视为异端就可以理解了。张居正十年鼎力革新，也受尽怨谤，最终人亡政息，到他身后，与他交好的还屡受其株连，这不能不说是政治家最大的失败。而在其后的申时行，也许就领会到了这一点，他开始同文官体制妥协，甚至宁可被看成是大和事老，被批评成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依旧坚持折中调剂的原则。一切的目的也是为了让国家机器的稳定运转。
所以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政治家为保障社会的稳定，而有可能采用保护落后来作为手段之一，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政治家的睿智。因为这样，无论从国家资源还是个人资源以及发展中可能付出的社会成本都有可能是最小的。
历史，就是这么客观地前行。放宽历史的眼界，伸展历史的触角，历史的书写应该还原历史发展真实的轨迹。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需要我们去体会和研习，而不需要他人直接的结论。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二)
抽空又扫了几眼《万历十五年》。才买了一年多，但已经是第三次看了，真是好书。看了这个，觉得以前学校里看得那点历史课本，都白念了，那些课本中的所谓的历史，所谓的历史人物，仿佛三流电视剧或三流动画片，人物都是被固定下来并夸张处理，忠、奸、善、恶、智、愚、清、浊......
张居正、海瑞、戚继光、万历皇帝......这些在历史课本中出现的角色，在《万历十五年》中一一出现，看这本书，就仿佛在亲历他们的处境、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野心，他们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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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万历十五年》)
不管判断什么，都可以以“道德”为武器，看不惯谁，罪名找不到好办，从道德上出文章。
还有很多都是琐碎的事，张居正父亲死了，可张居正是身居要职辅佐皇帝的重要任务，他应该不应该去辞官守孝?于是，儒家的一堆大道理就又来了，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那么做......
形式高于一切、道德高于一切，道貌岸然的儒教建立起了一套完美的表面世界，同时大家在潜规则下继续尔虞我诈贪污受贿结党私营，一套儒教理论，一套潜规则，两者互不干涉的组成了这个封建王朝。
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说的真好，鲁迅就不信这套。“仁义道德”，哄小孩儿哪，你们不还该干嘛干嘛么。
可是，偏有人看不见潜规则，天真的以为，这个世界就是儒教理论所描述的那个样子，比如海瑞。
《万历十五年》中，写海瑞那段很有意思。
海瑞，清官，民众心目中的英雄，政府的廉洁形象的“形象大使”。
可是海瑞漠视潜规则，也是政府的眼中钉。
政府又要表彰他，暗地里又不希望出现这种人，对这种人，辞不得，留不得，真难办，最后政府给海瑞安排了一个没有实权的“高官”，希望让他老老实实的作“形象大使”，偏偏海瑞拧，假装辞职：这个官位的.工作很简单，可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很难完成，实在没什么能力，我辞职好了。实则要挟政府：你们敢辞我吗?我是超级大清官，是你们的“形象大使”，你们把我辞了，舆论可对你们不利。不辞，就老老实实给我个有实权的位子。海瑞，你也够精的啊。
可是海瑞也只是这种小地方精明，他缺乏一种大范围上的智慧，他看不到这个王朝的症结所在。儒教统治的王朝，表面上奉行一套理论，实际操作执行另一套方法，可是海瑞看不到这点，他单纯地希望将世界改造成像儒家表面的理论所宣传的那个乌托邦世界，他无视潜规则，也要破除别人的潜规则，让所有人尴尬，却又不能说出口。
（紧接下一页）
海瑞死了，“使北京负责人事的官员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再也用不着去为这位大众心目中的英雄——到处惹事生非的人物去操心作安排了。”
“讪君卖直”，是看这本书学到的一个词。讪，没查过词典，估计是欺骗的意思，欺骗皇上，把正直当商品卖掉——故意作出一幅忠臣的样子，力排众议以死相谏，将自己的“正直”做一次赌博，做一次投资，失败了，大不了被贬，大不了被杀;成功了，一代功臣，弄不好还来个万古流芳。书里写的不是海瑞，以海瑞的品行不会干这种事，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这么做。
讪君卖直......很有意思，以前从来没想到过会有这种东西。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把每个人贴上了标签，这个是忠臣、那个是奸臣......其实，谁也不是省油的灯啊。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读后感(三)
历史著作一向以枯燥、晦涩而使读者敬而远之。中国虽然号称拥有千年的文明史，史籍汗牛充栋，仰天俯地皆为历史。但在现代社会中，历史著作仍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展现出尴尬的局面。在历史著作遭受冷遇的环境中，有一部历史著作自1982年出版以来，却颇为意想不到地一版再版，创造了历史图书的奇迹，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都对之报有浓厚的兴趣，这本书就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的《万历十五年》。
万历是明神宗朱翊钧的年号，他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五(公元1573年至1620年)年，同时他也是明朝历史上最为懒惰的皇帝，创造了二十年多年不上朝的记录。在其驾鹤西游二十四年之后，朱明王朝就覆亡了。作者截取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历史瞬间，以冷峻的笔法从各个角度深入细致地再现了历史，展示了中国传统官僚体制下低能腐败的记录和社会走向末世的情态。
在这一年出场的典型性人物有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文官海瑞、武将戚继光、思想家李贽等人，他们个人的悲剧折射出历史的严酷。作者论述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历史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作者的宗旨是意在说明中国十六世纪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形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场历史上的大失败呢?在这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黄仁宇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写作本书的目的，也重在说明这一看法。”因此，可以这么说，明朝是中国传统社会法律与道德弊端的大暴露，它表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使法律与道德发生错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制度、技术上的一系列根本缺陷。
明朝的创始人朱元璋在“驱除靼虏，恢复中华”的旗帜下，建立了明帝国。但是具有明教背景的朱元璋并未给中华大地带来光明。相反，明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内敛萎靡的王朝，明帝国的决策者是一群没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于是囫囵吞枣地从古人的伦理道德中希冀解决现实的问题，“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因此，从一开始明朝注定是失败的王朝，只不过历史需要时间来显现。
经济是基础，这是任何人无法否认的现实。黄仁宇认为朱元璋所创立的“洪武”型财政贯穿了明帝国的始终，洪武型财政的财政体现了典型的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特点。洪武型财政“简而言之为缺乏眼光，无想象力，一味节省，以农村经济为始终，凭零星杂碎之收入拼凑而成，当中因素都容易脱落。并且只注重原始的生产，忽视供应行销间可能的技术上之增进。”朱元璋出身于农家，他所代表的制度也要维护典型的小农社会，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俭朴风气和平均主义，但是历史往往是二律背反的，这种经济制度最严重的后果是普遍地遏止了各种法律制度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以普遍的贫困以及在贫困面前的普遍平等取代了社会的发展。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除了局部的修修补补以外，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儒家的.伦理道德贯穿在传统政治中，即所谓“齐之以刑，道之以德”，道德拥有异乎寻常的力量，指导着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一切的一切都可以在道德中找到论据。明朝尤其如此。“本朝以诗书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
在政治上，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最大弊端在于“不能从数目字上进行管理”。所谓数字是有计划的、精确的制度化、量化的管理，明王朝是绝对不是数目字上进行管理，仅仅依靠过分简单化、随意化和僵化的道德信条和意识形态。譬如就司法制度来说，它不是通过立法的手段提供判决案件及解决争端的具体规则和法理依据，而是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基本依据。“即便如此，本朝的法律制度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海瑞，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十几年前以其名而引发了一场异乎寻常的运动，留给人们深刻的印象。海瑞一生的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作为个人，海瑞无疑是道德的楷模。海瑞死后的银两只有二十，连丧葬费都不够。就是这样为官清廉的人也只是在道德的藩篱中徘徊，他十分重视伦理道德的制导作用，遇到难以断夺的官司，海瑞采取的是“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员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其乡宦，以救弊也。事有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反映了伦理道德对法律的影响。在这种法律体系下，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即使技术上的问题提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被“翻译”成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以道德的名义去掩饰实际的利害和是非，以伦理的判决代替技术化、制度化的行政管理，就必然会使专制集权、效率低下、贪污腐败成为一个社会的政治常态。
明帝国高举道德的大旗，大肆提倡伦理道德。但是在实际的统治中却不见道德的踪影，依靠的是不道德的酷刑、特务政治，建立了空前的恐怖政治，明帝国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残暴的王朝之一。这恰恰为泛道德提供了最好的脚注。个人生活在历史之中，生活在现实之间，人们彼此之间在道德的掩盖下，干着争权夺利的勾当。晚明混乱的政治局面我们见的道德在哪里呢?作者所选取的人物都成为道德的牺牲品。因此“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总之，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见但简单粗浅而有无法固定的原则的限制，而法律有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万历十五年中国历史上一出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一部失败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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