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读后感

时间：2023-11-16 15:26:44 读后感我要投稿

[精华]《资治通鉴》读后感

　　当赏读完一本名著后，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此时需要认真地做好记录，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真的会写读后感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资治通鉴》读后感，欢迎大家分享。

[精华]《资治通鉴》读后感

《资治通鉴》读后感1

　　最近读了司马光先生写的《资治通鉴》一书，同时也读了柏杨先生的“曰”，深深被这两位跨越时空的人物所做的事情所感动。司马光先生在现代史学评论中是个偏反面的人物，因为他阻挠革新。这个中学里就教过的，大家对待他的看法类似于对待曾国藩。但是，在我读了《资治通鉴》过程中所感到的是司马光先生的殷切诚恳的态度(对待皇帝)，相对公平的态度(对待历史)，以及痛定思痛的态度(对待历史的错误)。我不是那么肯定司马光在某些事情中的看法，因为从现代人的眼中看古人有点迂腐和局限，有些甚至是不可理解，但是换个角度从800年前的古代人的角度出发，司马光的行为不仅仅是很正派，而且是很有君子风范的(在处理历史痕迹)上，因为中国人在孔子的教化下提倡立言(当然在孔子之前就有很多人立言著书以求闻达于诸侯)，所以历史材料参差不齐，良莠不分，多如牛毛，同时又经过历世的焚毁和辗转。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在皇帝的支持下选择材料，编辑整理和撰写了这部宏伟巨著是十分了不起的行为。现代的史学评论仅仅因为他是保守派而将他评论为偏反面的人物是有欠公平的。现在，我读的进程不是很快，仅仅读到第37卷(西汉末年时期)，非常有意思地觉得编写历史和记载历史的人应该是比较顽固的人，否则不是这么详实地分毫不差地编录帝王和群臣的错误史话。相信史学者其实是想更多地记载他们的优点，但因为要尊重事实所以就偏偏记录了那么多的缺点，而且是重复往复地进行类似的错误。有些是比较肯定的，不管现代的史学者们还是古代的史学者们，比如对待王莽的定位。古代人对王莽进行口诛笔伐是因为王莽犯了古代知识分子所最为不齿的诛君篡位，(但是在诛君篡位这类事情里，杨坚也是，怎么风评就要好过他呢)，现代史学者们批判大概因为王莽开历史倒车的缘故。我在读王莽的那段中，很难理解一个人能够集中这么多的缺点，诛君篡位就不去提了，乱杀群臣也不去提了，用人唯亲这点是很愚蠢的，还有他那个蠢到家的外交政策。

　　对待中国百姓所遇到的问题，他不但不闻不问，甚至是用很荒谬的复古来处理，同时对待外邦问题摒弃了一贯使用的互不侵犯，互利的原则，而做出了令人发怵的行为(动用国家财产来让人家单于改名字来沽名钓誉，还有就是提出不平等的条例)，这类缺乏常识的行为让人摸不着头脑，只能用发昏发疯来解释他这种行为。然而最让人发寒的不是王莽的行为，而是滋生王莽的环境。滋生王先生的环境应该是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而起到元凶的则是人性呀。这边我只是说说历史，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分析人的心理和历史的心理，只是在这里提一下。人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就要读《资治通鉴》，真的是一点都不错呀。读了之后觉得，我到底在骄傲什么呢?文明也好，文化也好，历史更多留下来的是教训，这些教训则是我们后世人的财富。前人的血泪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避免过失而创造现实的文明和文化。地大物博带来的不是人民的富足和强盛，而是历经几千年的磨难。我们的民族有着建立在苦难上的骄傲和自强不息精神，也有着建立在禁锢思想下的辉煌文明。现代的人，珍惜了什么?舍弃了什么?遗憾了什么?虚荣着什么呢?最后问一句，保留了什么?不知是什么时候，我开始对历史有点感兴趣了。爱民如子的孝文帝，残暴天下的商纣王，喜好美色的唐玄宗，昏庸无比的唐德宗，信鬼神的唐宪宗与唐穆宗……一个个，令人深有感触。《资治通鉴》，一本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历史的史书，司马光整整用了十年时间才编成。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

　　我在里面了解到：毛泽东把这本《资治通鉴》整整读了十七遍，而我还只看了四遍。十七遍，一本书三百三十八页，总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页。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仅仅一本书就看了五千七百四十六页，令人敬佩呀!年老的唐玄宗，老眼昏花，不明事理，让杨贵妃出家修行。后来又娶进杨太真(即杨贵妃，太真是老道士给她的道号)，但我觉得杨太真似乎也不怎么好。杨太真喜欢吃荔枝，唐玄宗命他们三天三夜摘荔枝，比现在火车慢不了多少，一路上却死了很多人。唐玄宗为了杨太真的一笑，竟然牺牲了数十人到上百人的性命，可见唐玄宗的昏庸。汉哀帝偏宠侍从董贤，所以有着“断袖之癖”的典故。有一次，汉哀帝与董贤同塌睡觉，董贤翻身，不小心压住了汉哀帝的袖子，汉哀帝不忍惊醒董贤，就把自己的袖子割断了。后来，汉哀帝命董贤为大司马，结果弄死了许多人才，最后，太后把董贤赶出了宫，另择王莽。可见汉哀帝的同性恋性格，使他抛弃了国家，抛弃了许多人才。多么可惜呀!同时也反应出了汉哀帝的昏庸，只要有人在精神或事情作为上有一点点反对董贤，汉哀帝就暗杀或把他斩之，可悲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无人能比，他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司马光的坚持不懈。但是由于有些人的讽刺，致使司马光想马上完书，导致唐朝与五代十国的时候写得比较多。但司马光的功劳永远是伟大的!

　　那是一片广漠的土地，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我漫无目的地行走在古老的中国，遍野都是狼烟，我眼前尽是模糊，推不开，也挥不断。只听得远远近近，人的悲号和兵刃撞击缠绕在一起，偶尔还夹杂着野兽的嚎叫，迷蒙的烟雾中，显现出几个巨大的名字：尧、纣、汉高祖、唐太宗……烟雾渐渐散去，这些名字不见了，代之以遍地征人的鲜血，倾倒的旗帜，焚烧着的画作、诗稿，以及倒塌的宫殿与茅草房……一束束竹简从天而降，一片一片，跌落在数千年积聚的尘埃里，每一片都有同样的红光在闪烁，那是鲜血写就的两个字——历史。是的，历史。硝烟、鲜血和民众的苦难，这是历史在我脑中留下的最深刻的'烙印，如果说，在捧起那些厚厚的史书之前，我对于历史的了解，还毫无例外地局限于历史课本上的四大发明、三皇五帝，文学艺术这些引人自豪而堂皇的东西的话，那么解读真正的历史，无疑是对一个有良知的人一种残酷的精神上的折磨。厚厚的史书那蝇头小字里，几乎每一页都有战争、都有阴谋、都有杀戮，都有着民众苦难的呼喊与挣扎。文学、艺术，一切真善美的东西，要么为乱世所毁灭，要么在暂时的平静里苟延残喘。后世的人看到了它们得以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欢呼、雀跃，为文明谱写赞歌，很少有人翻开沉重的故纸堆，去看一眼历史的真实。因为，真实往往意味着残酷，而我们总乐于接受快乐和幸福，然而，历史从不因我们的好恶而改变一丝一毫。当我们豪迈地吟咏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时候，处在外夷杀掠下的百姓正在那个时代奔逃，陈尸荒野;当杜甫含泪写下《卖炭翁》的时候，他胸中对于苦难的同情远远高于我们今天对于诗的艺术本身的注意力，骆宾王一代才子，却因为文人的不谙世事而卷入封建朝廷的权力之争，最后落个身死名裂的下场。就连我们从小熟悉的那个让梨的孔融，也因为得罪权贵，同全家人一起被无幸杀害……对于历史，我们有什么可以值得炫炔的呢?秦始皇穷兵牍武，希望能够统一中原，甚至发动几十万人去，修那座万里长城。在这座今天让我们倍感自豪和荣誉的建筑物里，埋藏的是千千万万秦朝百姓的血与尸骨，萦绕的是孟姜女们家破人亡的哭号，即便时间将这一切都冲淡了，遮掩了，几千年后你站在长城上时，看到的仅仅是雄伟壮观，胸怀的仅仅是自豪吗?五千年的文明史啊!这五千年的文明，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呢?

　　历史，字字行行都是残酷。残酷的统治，残酷的文化，残酷的道德。一个犯了大罪，不仅他的家人、他的邻舍、他的朋友要与他同罪，就连妻子、祖母、母亲的宗族以及许多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都要受到诛连。一案既发，成百上千的人无辜被杀，有的甚至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已经祸从天降。而这种诛连九族的手法，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漫长的历史中源源不断地重演。就是这些封建帝王死后，仍不放弃鱼肉人民的机会，他往往将建造陵墓的上千的工匠们，和他生前的嫔妃婢仆，一齐或杀死或活埋在陵墓里，美其名曰“守陵”。《资治通鉴》里就曾描述过这样一个场景：武士们用刀枪将帝王的陴妾们逼进陵墓，然后用石头沙土填堵了出口。附近的居民一开始还能在静夜听到隐隐的哭喊，三五天之后就声息全无。这样悲剧几乎充斥了每个朝代。我们熟悉的隋文帝、唐太宗、康熙皇帝还有成吉思汗都做过类似的决定。不同的是太宗的遗命因为一个武则天而改为出家感业寺，总算保全了一群女人的性命。而这样的行径，在那个时代很少遭到人们的质询。不公正的事情经历了年年月月，人们的感觉也仿佛麻木了起来，因此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辟如缠足、辟如文字狱，辟如女性的极端低下的地位，以及君臣之道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不但为老百姓所默认和遵循，连那些所谓有知识有见解的士大夫阶层也深以为然。于是，无以计数的人们，不是死于战乱流离，就是受害于那个黑暗的社会，难怪鲁迅先生笔下的那个“狂人”，频频翻动历史，却从头到尾只看见两个字——“吃人”。

　　面对历史我感到惊愕，我从不曾知晓那些灿烂辉煌的背后有着如此苦难深重的隐情。我们赞美着五帝三皇的非凡业绩。却看不到盖世功勋背后的遍野枯骨;我们欣赏着古往今来的佳诗妙句，却体会不到这些诗句中隐含的悲惨现实;我们炫耀着四大发明的成就，却无视它们被应用于杀戮和掠夺的不光彩历史，我们的眼睛只看到了表面的光辉与灿烂，却忽视了作为任何一个社会之主体的老百姓的痛苦与悲哀。解读历史，才渐渐明白，“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任何在对历史的无知基础上的自豪与崇拜都只能受到那些长眠于地下的先人们的潮讽。只有以一颗虔诚的心去走进历史。你才会发现，历史留给我们最珍贵的东西，不是文学，不是艺术，也不是伟人，而是和平与秩序的宝贵性，只有在和平的年代，只有在有秩序的生活中，文学、艺术以及其它一切的一切才能够展其所长，社会生活才繁荣稳定，才有了真正令我们自豪的历史。所以，如果不曾解读历史，让我们对所谓“华夏五千年文明”保持慎重的缄默;如果不曾解读历史，让我们至少不对那些英雄伟人们作一知半解、津津乐道的评说;如果不能从历史中看到过去的苦难，未来的希望，那就看看现在吧：打开电视机，听一听伊拉克的枪声，看一看非洲难民的眼泪，望一望世界动荡的股市，你就知道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无论你读与不读，它都永远存在，而且，只要贪欲与战争存在于这个世界一天，真善美的东西便没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人类的悲剧也将源源不断地重演。历史永远不仅仅是历史。

　　这几天，我利用暑假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这本书，其中王朝的更迭以及气势的盛衰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资治通鉴》这本书是宋朝司马光主编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成这部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时间。这本书通过记录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又不失生动地告诉大家，清廉，正直，刚强，宽厚，忠诚，信义，执着等，这些古人所具有的品质。这是品质，在今天仍然可贵，是我们人生路上所不可缺少的。下面我就来说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几件事。

　　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辈出，然而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杀伤力最大的还是反间计。反间计有很多的表现形式，然而其无一例外的针对了人性中最脆弱的部分(多疑)。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说的就是无倾腹相交之人啊。因为敌人和小人的反间，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地，富庶傲视诸侯，如果能留住吴起和孙膑这两位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又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最惨重的还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成为战国末期唯一能够和秦抗衡的国家。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以至四十万大军为秦坑杀。有太多的史实和反间计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肯定的是，它将继续挑战人类最脆弱的部分。因为信息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人性永远是多疑的。还有一点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商鞅变法。以刑名之学变法，手段太残酷，积怨太深。他在渭水旁边处决囚犯，染红了整片渭水。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得到太子虔和贵族的支持。秦孝公一死，商鞅就被车裂灭门。“得人者兴，失人者崩”，今日中国要推行各项改革，亦应徐图缓进，毋操之过急。再来说说唐太宗，唐太宗是个明知且有远见的皇帝。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光知吃饭，不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稼穑之艰难，就不会珍惜粮食，就会大吃大喝，就会忘记劳动者的血汗，久而久之，则饭不常也。你只知骑马，加鞭快马，不知道喂马，不知道让马休息，不知疼马，则不能久乘之。不错，你一时比那些让马休息的人快了一些，可是你忘了，你的坐下骑已经气喘吁吁，快渴死了，饿死了，累死了，它不会把你驮到目的地的。君犹舟，民犹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当权者不知爱护百姓，当头头的，不知关心下属，则危在旦夕。这也就清晰明了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人要知足，干什么都要前思后虑，适可而止。

　　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国家，《资治通鉴》里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比较的典型，望大家有时间都来读一遍，从中了解我国的历史，从历史中学到做人乃至治国的道理。

《资治通鉴》读后感2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资治通鉴》读后感】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