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读后感
细细品味一本名著后，相信你心中会有不少感想，需要写一篇读后感好好地作记录了。现在你是否对读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万历十五年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同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只有通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但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现在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但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但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么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有趣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后来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但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可以一句话总结的原因。但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能力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对比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对比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可以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积极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况下，充分的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但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2
在过去的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中，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书很多情况下都是带有强烈的意思形态，史学家治史都是带有各种限制，都要规避统治者，亦即官方的避讳。例如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之称的史记，也是要避过汉武帝。黄仁宇先生能够写下如此巨著，以我之见，其实是有时代的推动之功。何解？黄仁宇先生生于晚清民国时期，但是中晚年却在美国居住，一直从事历史方面的研究，涉猎古今中外的研究方法，并且常年在西方工作与生活，思想方式也受西方思维的影响，所以，其写下如此一步巨著是有一定的客观要求，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时代的推动性，既是顺应潮流与时代的发展而生。但是，我们却要认同黄仁宇先生的非凡之间，和创新精神。
《万历十五年》一书运用了全新的分析手段，一种结合数据，理性的方法，通过厚重的，尘封的历史画卷富有想象力又不失严密的描述了明朝万历年间的各种人与物，还有那种历史轨迹，这确实开了华人治史之先河，为后人展现了一种新的视角。
在本书中，作者非常智慧与独特地选择起一个时间点——万历十五年，这个节点展开描述。正如作者所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位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时间。这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虽似末段小节，但实质上确实从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作者以诙谐的语言，故事般的`语气，极为生动的描述了事件的线索发展，但是每个细节都根据数据与文献的论证，有强烈的说服力。于本人之间，这书完全没有其他历史书的枯燥无味。但是其思想确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不失为适合大学生的读物之选。
书中的第一个章节：万历皇帝。一个富有争议的皇帝。一个饱受历史学家争论的皇帝。作者在描述这一关键人物之时，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解读。万历，是个无奈的皇帝，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作者在描述这个有君主之名，而少君主之实的皇帝时，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官集团作了深刻的嘲讽。文官官僚体制，是一个稳定的体制，作者揭示了这种体制的极大弊端。这时，作者抛出了了首辅——张居正，一个智慧的相国，深谙文官群体的行为。其中作者提到了阴阳之说，深刻揭示中国道德治国的严重缺陷和政治的丑陋。作者对张居正的描述是较正面的。张居正是一个托孤大臣，作为皇帝老师，其一边要管好年幼的万历，一边要协调文官集团的利益，使文官集团的运转正常，但是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不可避免又要胸怀百姓，总之，张居正是一个无奈的人物，他最后的下场却道尽了文官集团的畸形。
其次，最有争议的人物，海瑞出场了。这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文官，作者对其进行了一个深刻的描写，分析其处境，还原历史的情形。海瑞是一个激烈性格的官员，其这种饱含正义的性格为其他官员所憎恶。但是他思想迂腐，做的很多工作没有根据实际情形开展，仅凭胸中的正义，作者再次深刻揭示这是行不通的。但是作为文官集团合性的要求与基础，海瑞尽管与世道各个不入，但是他却很长一段时间受到重用。者再一次批判了该道德制度的奇怪之处。
相对比于史记，史记更多的是生动的还原事件的本来性质，在语言中透露作者的观点，本书更多从事件与史料出发进行分析，从而理清线索，从小事着手，在读者前面一步一步展示历史背后的发展规律，正如文中最后所说虽然贵为一国之君，但是有很多东西去不由他抉择。旁人可能觉得皇帝是一个十全十美的职务，但是在立储这件事上它却无法平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体现出了皇帝的苦恼。“帝国的倾倒是尤其历史的必然规律的。
后记：多读书是有好处的，让你可以看到大师的视角，从更客户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肤浅的哭爹骂娘，还是一句话：历经千年的洗礼，经典，会带给你千百年眼。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3
三月十七，帝都飘雪，盛世之瑞雪。
但对于四百多年前的帝国，异常的天气并不是好事，在1587年，或者1587年之前的嘉靖时期，正是明朝小冰河期的开始，很多国外的学者认为小冰河期是导致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北方、华北、中部地区因气温过低导致粮食持续减产导致流民徒增；牧区草场干旱导致少数民族南下掠夺，引发社会的动荡，流民而引发的农民起义迸发不穷。而帝国的统治者们，依靠道德和礼仪代替法制，低效、低能的处理着各种危机，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不在这种制度下成为牺牲品。
《万历十五年》就是这样一本，通过很多细节的事实，从技术的角度去还原历史真实面目，以一种不带有主观的论调去带你认识明朝几位印记很深的人物，从而通过人物去感受下明朝中后叶时期的上层建筑。
1、制度的僵局
帝国经历了200多年的统治，以保护传统农业及维持帝国的稳定性作为主旨，文官集团作为统治的主体，以儒家的“仁”作为核心理念，团结整个文官集团的精神，但只是以“道德代替法制”，忽视文官集团个体“阳与阴（阳只指明面的仁义道德、阴是指个人的私欲）”存在割裂性，而作为帝国最高权威的皇帝只是一个牌位，逃离不了制度要求其承担虚位，成为一个礼仪上无缺的象征，丧失其作为“人”的特点，臣子给予不了其同情和关怀。在实例上，万历从开始的励精图治到中后期的消极怠政说明了这点。而从洪武皇帝开设的军户供养政策（如金吾卫由附近的民户供养），则从客观上减少了长途交通运输的必要性，从而降低了商业发展。
2、个体的挣扎
书中一共主要描写了：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其中李贽的章节我还是难以领会，怪异的哲学家太多的批判，和各种哲学流派的分析，底蕴不够，就不详说了。
万历挣扎于制度所给其限定的角色，作为皇帝的角色，虽是九五之尊，但是权利给予了你相应的位置，也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不是开国之君，也不是中兴之君，只能按照设定好的岗位职责行事，虽然皇权具有一定范围的伸缩性，但由于万历性格趋于懦弱，只能以不配合态度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帝国经过长年的运转，在缺位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低效的运行。
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前者权倾天下，懂得与宦官妥协，是备受后世称誉的政治家，后者虽感觉任期无功无过，但是用心良苦。体制里绝对的精英和领袖，也深知帝国运行的`体系，和文官集团下的各种规则，但终免不了人亡政息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压下辞相。张叔大是因为英年早逝，而申时行却受制于整个规则体系，虽知道政策的实施依赖于文官集团的共同习惯，不去追求理论上的完美，但是由于上述的割裂性，导致也难以取得所有文官的一致认可，只能把施政的目标定为“不肖者犹知忌惮，而贤者有所依归”这个低标准，其实这也是很难量化的标准。
极端的清流海瑞大人，以固化的祖制为精神及施政要领，实施最高标准的法制，但因其行事及名声，成为体制内难以容忍的存在，但又不得不供起来。可敬又可悲的人物，极度自律自虐（可能他并没有觉得自己自虐）的人物。在帝国，遵循着位卑者服从于尊上，女人服从男人，愚民则以读书人作为楷模的逻辑，单纯靠着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的宣传去治理，不用技术和经济手段；正如只画饼，而不给予直接的技术、数据、平台支持。
戚继光智商、情商高，又努力又勤奋，贵人也多的将领，在文官集团最高点，武将最低点的时期，能够有所成就，完成消灭倭寇的任务，不得不说，这种被各种事情牵制、环境又差，人员不行的情况下，还能适应于环境发挥其天才的将领，真是跪服，但戚继光的成就与谭纶、张居正密不可分。
想想在那个年代，就算你是穿越回去，也难改变历史的洪流。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4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但是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发奋，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取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取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发奋，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正因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群众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但是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发奋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留意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理解。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好处，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证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期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应对混乱的现状期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发奋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正因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因此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留意谨慎地持续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刻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5
《万历十五年》虽然以此为题，但实际上万历十五年不过是个引子，黄仁宇只是借在这一年发生的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展开文章，把万历十五年作为叙述的线索和落脚点，全面地展示了明代后期万历年间从皇帝到官员国家暗藏的症结，显示了在落后的制度里无论怎样的个人，身处在何等位置，做出怎样的努力，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所想改变和摆脱的社会环境，都被沉重的制度牢牢禁锢着，让个人成为了这制度的牺牲品。既然个人凭一己之力已无法做出任何改变，这制度让明王朝离开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无法跟上白山黑水边上一个小部落的节奏，明王朝已经到了沉没的边缘，落日沉沉，败落已经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看起来黄仁宇只是选择了几个独立的人物作为章节来撰写，而实际上他选择的这些人颇具代表性，作者总是把他们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制度与背景中来叙述，他们看起来是个人，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时代前进与滞后的`碰撞中所出现的问题，也付出自己的努力，他们都是作者认为那个时代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坚持道德的力量维持复古亦或是某种程度追求自由和变革，结果对于个人命运或者个人的社会追求来说都是失败的。因为单凭一己之力无法对抗制度，每个人都是制度链条中的一分子，当他想改变这链条时，他无疑会被链条上的其他人所残酷打压，维持守旧平衡的集体力量是强大的，而想阻挡时代的前进也是个人办不到的。因此即使某个人意识到了现实与社会制度的格格不入，他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
第一章从小事切入万历的宫廷生活和处处被安排好的成长环境，他最终清算了自己坚持原则的老师和首辅张居正，想获得自主的权力，最后发现皇帝只不过是制度的执行者而已，并不具备自主权。而第二章里继任的首辅申时行则努力在皇帝与文官集团之间折中共济，小心谨慎地维持文官集团内部的平衡，使国家机构能够正常运转，但这种处世态度并不为文官集团接受。第三章皇帝为立储一事与群臣对抗，认清了自己所处的环境无法实现自己的个人意志，最终对百官采取疏远、消极应付的态度，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百官失去了效忠的意义，也采取消极敷衍的做事态度。第四章进一步借内外政的大事表明了皇帝不能以个人意志做出决定而实际决定于群臣，活着的皇帝个人和他已死去的祖宗没什么区别。第五章清官海瑞希望恢复洪武皇帝时的制度和风气，然而这样做无疑与社会时代相悖离，虽然道德值得敬佩但无法真正施行。第六章从一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角度叙述了明朝武官处于被文官压制的境地，而无法有所作为。第六章社会名人李贽的思想与社会的冲突，其实是儒家内部思想派生出的心学与传统朱熹理学的对立，然而李贽的思想虽然批判时弊，但并不能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故而本质上无法改变社会反而显得自相矛盾。
总而言之，作者的观点是认为明代当时的制度已然极为落后，财政与组织上极为松散，导致国家实力名不副实，而微薄的薪水也导致文官阳为道德，阴为私利，实际主导国家的文官集团都处在此种阴阳冲突之中不能自拔，而任何企图的改变都遭到了强烈的攻击和反对。皇帝、首辅张居正和申时行、海瑞、武官戚继光、思想家李贽从个人的角度面对混乱的现状希望有所突破和改变或者凭借道德的力量恢复平衡，但种种努力在对抗现实的庞大群体时都显得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因为他们既然无法改变制度，就无法避免的遭到来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击，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无法推行，小心谨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国家此时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唯一的问题只是时间而已。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6
《万历十五年》，由历史学家黄仁宇所着，作者将眼光放在1587这个“无关紧要”的年份，利用万历皇帝朱翊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名士李贽这六个人物分别代表着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行政首脑、官僚阶层、模范官员、军事将领、思想界的翘楚，通过对他们的描述和点评，侧面描绘出明王朝的衰败。文中六个人物都试图有所突破和改变，但被制度所禁锢着的他们，只能成为制度的牺牲品，所以作者也在文中指出，这是“一个大失败的总记录”。黄仁宇以“大历史观”而闻名于世，在《万历十五年》也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他认为以道德为标准来评判历史有失它的合理性，于是他另辟蹊径，从技术的角度，从制度框架来进行分析明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原因，黄仁宇拓宽了历史研究视野，从历史的小细节出发，探究宏观的历史问题，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黄仁宇更加注重历史为什么会发展至此，所以他通过联系比较、归纳等等方法来得出结论。那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又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结合《文艺复兴》一课的教学案例，来探索一下在“大历史观”的指导下，历史教师应当如何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以“问题”开始，以“问题”结束黄仁宇以“中国社会为什么不能实现代化”这一问题，而展开一系列对几千年历史的探索，在《万历十五年》亦是如此，为了解释为什么明王朝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细节来论证它。以前的我们一直被框死在历史是怎样的，而不去寻求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所以，对于历史，学生需要建立起问题意识，只有脑中有疑问，有了好奇心才会去探寻原因，带着问题去寻找史料，才会对历史有着更深刻的理解。而于历史教师而言，创设问题情境，不仅会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还能有效提升历史课堂教学质量。以《文艺复兴》为例，在进行历史教学设计时，可以设计“文艺复兴是如何产生的”，“文艺复兴是简单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兴吗”这些问题来贯穿课堂教学，引导学生一步一步发现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并非是简单的“复兴”，这其中有继承，更有创新。利用问题来建构课堂教学，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树立问题意识，同时也能使学生对于历史课堂中学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也利于师生一起挖掘历史课堂教学的深度。培养学生的史料运用和分析能力《万历十五年》采用了纪传体的铺叙方式，黄仁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记叙史实，增强了可读性和趣味性，虽然结论看似平白无奇，但是它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史料来支撑，第一章《万历皇帝》所参考的书目，便有《神宗实录》、《穆宗实录》、《大明会典》等等。
同样，在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也要牢牢抓住史料，提升对史料的整理和理解能力。在《文艺复习》为例，在讲述到文艺复兴的背景时，便可利用史料进行引导。如“意大利，那里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这客观上需要促使一种不同于封建文化的新文化产生并且发展起来……”通过这则材料，历史教师可以让学生联系材料和书本内容进行思考，从经济的角度的出发，文艺复兴产生的原因。根据材料，学生可以总结出工商业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城市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教学过程中，历史教师有意识的培养学生对史料的阅读和剖析能力，能够帮助学生培养“论从史出”的治史精神，形成历史学习的正确方法。
无论是从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出发，还是新课程标准的要求，都对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具体的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融入“大历史观”，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内容组织的丰富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史料分析能力，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历史的思考意识和整体意识。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7
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就向我们推荐过《万历十五年》，还给我们讲过许多首辅张居正的故事，可是一直都没有机会好好来品读一番，实在是可惜，终于借此机会我能好好的来体会一下其中的韵味，并荣幸的发表一下我对它的感想。
首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本书的英文名叫做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直译过来就是“1587，无关紧要的一年”，这不禁让我感到一丝疑惑，“无关紧要的一年”？那又为什么还要写它呢？带着这丝疑惑，我情不自禁的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这才让我意识到万历十五年并不是简简单单，平平淡淡的一年，用文中的话来说是“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里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可能是带着对高中语文老师所说的故事的好奇，再加上有好多人对我推荐过这本“好书” ，导致我对这本书的期望很高，但是与之相反的是我读起这本书来味同嚼蜡，好不容易硬着头皮读完了，却不以为然，对网络上对这本书清一色的好评也无法苟同，相反我十分赞成金庸先生对《万历十五年》的评价，认为这本书其实并没有世人所认为的那样好。
《万历十五年》，它选择万历十五年来代表中国制度上落后于欧洲，说主因是中国不以数字来管理国家。但其实万历十五年张居正去世还不过五年，张居正的善政还没有遭到败坏，以万历十五年的中国来和欧洲先进国家相比，中国还远远的走在前面。至少，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大城市远比伦敦、巴黎要更加卫生、干净和先进。
中国当时的主要缺点不是不用数字来管理国家，而是明朝中央集权、君主权威至上的中国政治（明太祖手上建立的君主绝对专制），张居正重视“制度”、“法治”、“公平”，即使在封建统治下，也能很好地管理中国这样的大国。他注重“循名责实”，用现代的名词来说，大致上便是“实事求是”。《张居正》虽是小说，但在我看来比《万历十五年》这样的学术文章，更加真实，更加接近事实。
黄仁宇先生的“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之论，则隐隐包含着“历史命定”、“必然趋势”的意味。如此一来，历史上的.所有罪恶，人民遭受的一切苦难，似乎都可以淹没在这个“合理性”中，忽略不计。 读了整本书，我的唯一感受：全中国就那2万多官员和皇帝是活物，他们按照先哲的指示，决定着国家乃至民族的未来，其他的行尸走肉已经完全丧失了自主意识和现实影响力了——这绝不是象我这样一个接受马列毛史观的人说能接受的。而且他以西方和现代的双重中心论评判古代中国，认为古代史既已先验地指向近代中国的失败结局，所以凡事无不荒谬；但是他又以历史目的论和历史意志论观察现代中国，相信现代史最终必将指向未来“数目字管理”的理想制度，所以凡事无不合理。前一种思路认为历史无处不错，后一种思路又认为历史处处不错，前后相互矛盾，按照后一种思路，凡是发生过的历史都是合理的，那古代中国的制度为什么就不合理呢？一种延续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制度都是不合理的，天下又哪有合理的制度？更何况近代西方文明也不过才崛起数百年，而且黄先生一再强调从技术而非道德角度看历史，但我觉得他的错误其实不在于不讲道德，而在于不懂得讲技术，看上去解释了一切，实则说了等于没说。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台湾学者江政宽所说的“他以叙事史学的手法，在学院的历史书写主流之外，为我们铺陈了一条探究历史的可能道路，而这也是当前中文历史书写里最为欠缺的。”总而言之，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8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官记录并撰，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9
最初对这个书感兴趣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作者黄仁宇的传奇人生，我是赞同人生要有不一样体验的。所以一个当过军人的学者，一个颠沛流离远走异国的历史学家，这本身对我就是有吸引力的；二是因为评论说这个书和我们以往看待历史的视角不一样啦，研究的很深入啦什么的。能从和我不一样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也是很吸引我的。
我对这个书最大的感受，还是从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看到的，吴晓波说，仅有经过细节式的历史素描，才可能让时空还原到它应有的错综复杂和莫测之中，让人的智慧光芒和美丽，以及他的自私愚昧和错误，被日后的人们认真地记录和阅读。（说实话，我认为对于离我们远的历史，我们需要更多的细节，因为抽离和宏观天然就多。可是对于激荡三十年这样的书，仅仅才过去三十多年，当事人都还在，这种时候细节就显的不是很重要，而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视野和宏观上对历史规律的把握才是最难得的。在这一点上我有些苛求了）
黄仁宇对于历史细节的把握源于他对历史第一手资料的潜心研究，这种态度在此刻浮躁的年代越来越少了，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代人。这个书语言平实生动，并没有晦涩之处，所以一般人都看的明白。可是其中所表现的逻辑却不像他的语言那么简单。我读历史也不算少了，可是我对这个书最多明白了六成。如何去认识历史，怎样去认识历史，这个东西我此刻也还不明白，但黄仁宇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感觉，让我们觉得这样也能够啊。我觉得这个书是扎实的，也是趣味的。
三国演义的第一句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此定下了三国的基调。万历十五年的开头，也定了这本书的基调，就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种从事情的微小发端，从而进一步能预见到之后的演变，这就是读史明智的缘由，这也是基于对长期历史演变的深刻理解而提炼出的历史性规律认识。读历史的确是明智啊。
万历当皇帝其实挺失败的，想做的事情一件没做成，不想做的'事情却得天天做。随着年龄的增长当皇帝的日子久了，增加的也仅仅是不做不想做的事，想做的依然做不了。这也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文人集团过于势大，程朱理学深入人心，那个时候什么最大，不是皇帝，是礼法是制度，任何人都逾越不得。
张居正有多优秀自不待言，可是生前如此风光，死后却如此萧索，这其中到底是为什么呢，我得不出能够一句话总结的原因。可是我想到了俾斯麦，他在位时纵横捭阖合纵连横，让德意志始终处于最主动的外交地位。但他一退休，他的那套体系土崩瓦解，德国从此走上了另一条道路，由此导致了一战。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不能建立一套长久的体制和政策或者在政治体制中找到适宜的接班人呢，总是政治过渡的这么不顺畅。以儒家的观点就是没有以德服人，还是不够优秀的。
反观申时行，不似张居正那般锋芒毕露一手遮天，但申时行是懂得进退为人为官之道的。他们最大的差别不在本事上，在为人之道上。我其实最佩服的是汾阳王郭子仪了，那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人物的典范啊。
还有两个人的比较很有意思，就是海瑞和戚继光，虽然他们是一文一武毫无关联。我想比较的其实是海瑞的不合实际和戚继光的实事求是。海瑞和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我们能够敬服海瑞的高洁，但我仍质疑海瑞的做法对社会有什么进取作用。而戚继光呢，在明朝军制如何落后的情景下，充分的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现实，从不做不可能做成事情，不空想做实事。明朝有此名将，军事上却难有进取，不得不说，中华历来被外地入侵都是内部不团结的时候。武将有好下场的比例比文臣少啊，看来还是得读书啊。
至于李贽，我没什么想说的，以前小时候看到李贽估计会说一些肤浅之言，可是这次看了之后，我却不敢说什么了，以后看了他的书或者有更深刻的了解再说吧。
这个书挺好的，以后有机会还要重读。
万历十五年读后感10
万历十五年是公元1587年，平平常常的一年，作者黄仁宇开篇即说道"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既然如此，作者又是为何执意将此年份用作书名？作者指出，该年份发生的一些不为史学家注意的小事，虽是"末端小节"，但实质上确是"前事之节症、后事之机缘，期间因果，恰为历史之节点"。从这些小事上，也许更能看清楚历史的真面目，还原一个本来的神宗，和神宗统治下的明王朝。
作者开篇即为读者介绍了皇帝的繁重工作，每日早朝、祭天祀祖、庆节封赏、见宾阅军等等活动都是由皇帝亲为，并按照严苛的礼仪行事。皇帝贵为天子，即为天命所选之人，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也是全国臣民行动的指南。因而，皇帝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不可过分随性，以乱礼法。
事实上，作为庞大的帝国，要想井而有序地运行，包括皇帝在内的整个文人官僚阶层都明白，仅依严刑峻法是不够的，甚至是错误的。有效的统治必须以"礼"治人，儒家的礼教已实行千年，"礼"之所以能被有效地贯彻并非强大行政力量的强制，也不是严酷惩罚性后果的威慑，而是自上而下"穿透式"的实行和"上行下效"的学习、模仿。这一系列活动的关键人物即是皇帝，这位天选之子、人之楷模要"事必躬亲"地践行礼教规范，再由文官记录并撰文，传颂天下以为范。
尽管皇帝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掌有至上权利，但皇帝在维持统治的礼教面前也是无能为力的。文中以早朝为例，从朱元璋时起就确立的早朝制度意在督促皇帝主动了解国情，行使权力。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工作狂，自朱元璋后，早朝制度逐渐成为皇帝的包袱，想甩也甩不掉，这种百官受累、皇帝厌倦的`制度却又不得不实行，原因即在"礼"。早朝制度是先帝所定，不仅百官要遵守，当朝皇帝也不能避免，不上早朝即是不守祖训。
弘治皇帝因宫中失火彻夜未眠，精神恍惚之余用央求的语气要求免朝一日，经过大学士们的商议才同意辍朝一日，足见皇帝为"礼"所累。若皇帝有不符合礼教之态，整个文官集团，包括皇太后等皇室成员会群起而攻之，进而矫正，以复规矩，达到合"礼"。十七岁的万历皇帝因一场纵酒狂欢、恣意而为的游园闹剧被认为是有失礼教，皇太后自责督育不足，众百官齐奏何为之过，甚至皇太后以废失德之君以立新主为要挟迫使万历悔改。
成年以前的神宗处处受张居正和皇太后的管教，不得胡作非为，更不得恣意妄为，有板有眼地遵守着"礼"的规制。但在其成年后，张居正去世时，神宗尽管已经大权在握，却绝望地发现纵使再无喋喋不休的张严师和皇太后，他依然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获得突破"礼"的自由，这一点充分暴露在立皇子时。
"立长不立幼"的固化观念使得整个文官阶层不惧严刑、前赴后继地反对神宗，使得他连立皇子都不能自己决定，因为不守祖训即是违背礼教，而不守礼教将会被推向道德的反对面，除非神宗想做昏君，否则就必须被文官集团牵着走。此时的文官集团已经成为礼教的象征，而在强大的礼教面前，即便贵为天子，也不得不屈服，成为礼教的代言人。
皇帝从礼教中受益，统治全国，同时也为礼教所虏，成为礼教的代言人。没有礼教，就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而没有皇帝，礼教就不可能有效地实施。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使得皇帝逐步沦为统治帝国的工具，借助这个工具，文官集团可以尽享鱼肉百姓之乐，而免受严苛礼教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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