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是两幅不同的风景画。这是中国农村一个普普通通的集市,这个集市上呈现的正是现如今的中国乡村风景。这里交易的商品大多来自本乡本土,也绝不会有令人昨舌的价格。在这里购买力似乎是不用讨论的,商品的交易者也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而在农村家庭里主事的青壮年在集市上就显得格外醒目。
村民:家里有5亩地。
记者:家里有几口人?
村民:3口人,大概能挣1000多元钱吧!一年有半年歇着,至少得半年歇着。忙一半,歇一半。
记者:闲着以后干嘛呀?
村民:闲着在家里打牌玩。
在中国农村,农民收入与劳动力的数量在过去是成正比的。大家在一亩三分地上“敲钟出工,吹哨收工”。而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使得一亩三分地上再也无法容纳农民兄弟空前的劳动积极性。于是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也达到2.3亿人之多。
此时,中国的城市却进入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期。大楼越盖越多,道路越修越长,市场更加繁荣,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也使得国外的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制造型的劳动力密集性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能容纳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城市的迅猛变化,使得原已悬殊的城乡差别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也使城市在农村人眼中充满了魅力。
由此,在中国的城市风景画里,呈现着与乡村风景画格格不入的色彩。这也使得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大军迫不及待的投入其中。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腾飞之路。1978年到2000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5%,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个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使中国成为世界第六经济大国。谁又能说,这一组组数字和我们庞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投入其中能分开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车伟:我们国家最近二十多年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存在着这么一个大的劳动力资源。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大的劳动力供给资源,我们很难设想,我们又有什么比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更多的优势呢?
我们可以从一个世界比较的观点来看,我们和拉美国家比,我们和亚洲的其它发展中国家比,从我们国家的资源禀赋来讲并没有任何优势而言,而且还可能是劣势,我们国家有的就是一个庞大的劳动力人口。
这是远离重庆市开县县城的一个小山村,沈银忠一家在这里已经生活很久了。10年前,三个儿子远赴河北打工,这个家里在平时就剩下老母亲和小孙子,还有年过六旬的沈银忠老两口,四代人能够团聚也只能等到春节了。沈银忠家里的电器丝毫不比城市家庭少,这些都是在外打工的儿子为老人添置的。
沈银忠:这个东西我还叫不上名字,谁知道按哪个,这个电视我还没开过,都是我孙子开的,这个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记者:种地怎么办呢?
沈银忠:种地我还行,只不过打谷子的时候是叫人帮忙打,给人家钱,其它的活儿都是我自己干。
在农村像沈银忠这样的家庭很多。很多地方,已经不只是富余劳动力外出,而是能外出的都外出。一些地方只剩下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土地了,走出去的人带走了期盼、梦想,留下的是一份对家乡的牵挂。
重庆开县赵家镇清桥村支部书记 刘美华:老百姓们讲,七十年代就靠救济,八十年代就靠科学种田政策,九十年代就靠外出务工。
候鸟式的生活让以往老死乡土的做法成为历史,不需要宣传和动员,农民自发地离开土地,向城市进军,在那里寻找摆脱贫困的希望。但并不轻松的旅途又让他们倍感疲惫。
铁路是民工的翅膀,每一个民工的梦想大都是从滚烫的铁轨上起飞的。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全国春运看铁路”,这句话成为每到春节前后人们提起最多的一句话。
在世界的历史长河中,你无法找到和八十年代的中国春运类似的流动人口的快速迁移。在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春运工作,无论数量还是速度,都超过了世界史上的任何一次人口快速迁移。中国的春运,是要在一个月时间里将数亿人,尤其是民工大军转移数千公里。
平日里,铁道部,这个中国大动脉的“心脏”就在忙忙碌碌中不停的跳动,从八十年代末期,每到春节前后,这颗“心脏”就跳动的格外强烈。办公楼里是安静的,而火车站的站里站外是汹涌的人潮。
铁道部运输局客运营销处副处长 杜欣:大幅度的民工潮,大约应该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就等于是四川省、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这些人口大省的民工都开始出来了,叫四面出击。主要的方向实际上还是从劳动力密集的省份到东部比较发达地区,包括广东省、上海还有北京,原来感觉直通客流,十年前有个八九十,就是相当高峰了,现在最高也已经一百三四十万了。
当春运期间负载过多的铁路被这些寻求希望的外来务工者诅咒上无数次后,拉响的汽笛,激动的心情,和着汗水,伴着隆隆的卡塔声,一寸寸的向城市靠近,年年如此。
这是一双让人怦然心动的眼睛,这双眼睛显得茫然而又无助,充满着对未来的渴求,他,却在这到城市打工的茫茫人海中,不知道那已完成使命的旧车票,能否为他换来梦中的渴望。
轰轰烈烈地拥挤上火车,心潮澎湃的踏上站台,百万进城务工的农民一出火车站,便悄无声息的消失,融入喧嚣的大都市,随之升起的是他们对未来的希望。
朝天门码头的汽笛日复一日的响着已经很多年了,而“棒棒军”名声在外却是从80年代开始。四川盆地的重重大山使得这里的土地不能负载日见增长的劳动力,城市里的需求使得“棒棒军”有了市场。
村民:实际人均耕地只有一亩三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