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时间：2023-02-21 17:18:13 调查报告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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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消失的老宅，割裂的传统文化，难寻儿时记忆的乡愁，凡此种种细微的感观体验中，城市发展阵痛带给业界和全社会持续不断的思考和追问：如今面对千城一面的城市，如何重塑灵魂?

中国城市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人多资源少的中国，城市发展更需智慧。

　　人口迁徙浪潮中，大城市经历着从“空城”到“堵城”的宿命轮回，人口膨胀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考验一线城市管理水平;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三四线城市因快速发展而造成传统断代，曾经哺育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被高高在上的建筑取代，日新月异的城市面目下，离乡者找不到回家的路;“失控”的城镇化下，一些五六线的县级城市，缺乏核心产业支撑，人口外流严重，不动产产能严重过剩……

　　带着时代的追问，记者深入不同级别城市，记录这个时代不一样的城殇，思考有意义的解决之道。

　　上海：超级城市宜居之路

　　人口迁徙带来的交通拥堵、资源紧张、环境污染，考验一线城市管理水平。

　　3月9日早高峰，青年白领刘芬加入了汹涌的上海地铁人潮。在最拥挤的2号线，站台工作人员需要帮助试图挤上地铁的乘客，才能使得地铁车门安全关上。

　　这与三周前的春节形成鲜明对比，春节期间，车厢空荡荡的，街头马路行人稀少，这造成刘芬奇异的心理感受。作为怀揣梦想、寻找机会的一员，2014年，刘芬告别了家乡安逸的生活以及工作环境，为着心中潜伏已久的梦想，来到了上海。

　　刘芬是每年涌入上海60万外来人口中的普通一员，对很多人来讲，上海是助人圆梦的一个神奇的城市。

　　“国际化大都市”，“时尚之都”，“魔都”等都是人们赋予这座城的标签，然而，只有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才清楚他的“痛楚”。

　　大都会魅力

　　作为超级城市，上海压力巨大：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事实上，它是工业化国家的通病，而中国的大城市病却因发展迅速，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

　　有人将大城市的发展问题结于外来人口的“入侵”。

　　为了逃避春运大军，今年春节，家人决定来到上海陪刘芬过年。刘芬也因此有机会看到了上海本来的样子。人们告别了拥挤的地铁，出行变得轻松愉快;车辆告别了焦急地等待，一路畅通无阻;吃饭无需等位;就连去洗手间都不用排队了。一切似乎都因为外来人口的暂时离开变得井然有序，和谐美满。

　　但是，刘芬同样也发现了之前爱去的小吃店如今关门了，因为老板回家了;菜市场的菜农也歇业了，刘芬们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新鲜蔬菜;餐馆服务质量也降下来了，因为很多员工都回家过年了，服务员紧缺;街道上再也不见活力四射的人群，只有冷冷清清的孤影。

　　随着外来人口四散离去，春节期间的上海成为一座“空城”。

　　中国商业地产企业理事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刘玉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外来人口对于上海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影响。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不断涌入新的人口使得上海有了持续不断的发展动力。

　　在谈到大城市病时，刘玉清表示：“将大城市病和外来人口的涌入联系在一起是很牵强的，刘芬并不认为上海存在住房困难的问题，很多人买不起房子，但如果努力工作，至少是可以租到房子的。至于环境恶化，更不是外来人口造成，而是多方面混合在一起形成的。”

　　上海浦东新区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战军也表示：“外来人口的进驻对上海城市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上海的经济就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规模不会如此之大。

　　楼市变数

　　事实上，正是源源不断的外来人口，支撑着上海房地产市场的高速发展。在产能过剩已定的中国楼市大环境下，上海楼市对外来人口限购的看法，各界已出现分歧。

　　李战军表示：“2015年，上海，房地产市场还有很大的调整余地，比如，限购政策，政府始终不取消限购是非常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政府应该放权于市场;对于房产税，其征收应该是经过人大审议并处理的，而非政府强制规定;最后，要减少保障房的建设，在上海，实际建设的保障房数量已经大于市场需要的保障房数量。以上政策如果不变动，对今后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将是非常不利的。”

　　李玉清则相对乐观，他表示：“上海楼市会延续2014年的行情，小幅往上走，但不会超过2013年。因为不断涌入的外来人口，上海依旧存在大量的购房需求，加上政策的积极引导，如二手房首付降低等，这些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积极因素。但也有消极因素，如不动产登记制度，这使得人们买房更加理性。”

　　不过，曾经以调控楼市为出发点的限购，如今在“新常态”下也面临变数。和楼市问题相比，大城市病的破题显得更为迫切。

　　未来蓝图

　　针对日益突出的大城市病，专家认为冶病之道在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李战军和刘玉清都认为，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病症”主要是其管理水平和能力的问题。李战军表示：“在发展过程中城市管理有着各种各样的困难，城市管理水平会滞后于城市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过去的15年间，尽管上海人口增加量在800万左右，其社会秩序以及经济发展都是非常优越的，上海没有出现贫民窟，也没有大量失业，这些成就也是值得颂扬的，但还需继续努力。”

　　刘玉清认为，城市的管理水平和能力会在实践中逐步提升。就拥挤问题来讲，香港的人口密度要大于上海，但是香港却基本没有城市拥堵问题，这就基于其高效的交通管理。

　　在香港，“买车便宜养车贵”。高昂的登记税、牌照费、油费、燃油税以及停车费及海底隧道费等多种不同开支，令不少人对开车出行望而却步。香港运输署公布的数字显示，在全港总共57.5万辆汽车中，平日在路面上跑的私家车只有不到30%，公交车占七成以上，大量私家车处于“休眠”状态。

　　此外，香港公共交通极度发展，令港人可以自由选择，所以，选择公交出行的比率高达90%。

　　伦敦市中心区收取拥堵费的做法也值得借鉴。在伦敦，当车辆进入市中心规定区域，所有车辆需要缴纳一定数额拥堵费。这些征收拥堵费的区域设有监控摄像头，牌照号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计算机识别系统会准确读取车辆的牌照号，并以此为依据进行收费。

　　继续发展新兴CBD，形成小型社区，也有助于避免城市中心区局部拥堵。

　　在治理环境问题上，李玉清认为要强制实施，采用经济和行政多种手段行限制。尤其是在治理空气污染问题上，应和周边的兄弟省市联动起来，共同努力，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同时，促使人们减少对于私家车的依赖。

　　事实上，上海已启动2021-2040城市规划。“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睿智增长”、“开放包荣”等关键词已勾勒出未来超级都市的发展蓝图。

　　温州：瓯越文化流逝之痛

　　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城市逐渐成为丧失灵魂的水泥森林。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曾经的江南。钢筋水泥混凝土，这是如今的江南。

　　瓯江作为江南的“天然鱼仓”，瓯越文化发祥于此，瓯江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温州人。老城已不在，新城均一面。时代的大潮卷去过去的沉寂，令一切焕然若新。暮然回首，青砖黛瓦的老屋日益难觅，唯有楼房矗立，把时代的变迁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作为制造业兴起的地方，温州从瓯江时代走向了新东海时代，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区在东海之滨崛起，但瓯越文化却变得日益模糊。

　　那些温州记忆

　　刚下飞机的温籍华侨陈光荣，从荷兰历时12小时到上海，来不及调整时差便转机回温州。在温州永强国际机场看到他，虽满脸疲惫但也难掩归乡喜悦之情，陈光荣告诉记者，这是他20年来第一次回温州，第一眼让他惊喜的是永强机场都上国际化了。

　　推着行李车走出机场，已是知天命年岁的陈光荣踏上了寻找那些年温州记忆之路。走在满目高楼的街道中，他似乎找不到一丝当年生活的影像。在他的记忆中：“九十年代初，温州城区同80年代相比并没有多大变化，街上没有多少高层建筑，到处都是低矮的民居。屋中大多没有独立卫生间，甚至没有厨房，最多不过七八十平方米。在当时，个人买房几乎不存在，基本都是单位购房建房再分配，老百姓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感受房价的压力。”

　　“路堵了，车多了，桥少了，河脏了，田地都被填为高楼了。站在温州市区天桥上，呼吸着工业废气，昔日的老街小巷消失了，没办法再听到沧桑的声调、古老的歌谣，温州鼓词绕耳畔的情景也没了，商业氛围愈发浓重。见证温州历史进程的五马街，今日成了温州商业的标签。”

　　不仅仅是陈光荣之类的归国华侨有此感受，就连在上海打拼的温州90后蒋琼也觉得，现在回家都不像以前，每回去一次就会发现多了一片高楼、有了点新变化，各类新城区正在规划开发。

　　那些旧貌新颜

　　作为在上海生活的温州人，余可回忆起返乡之旅，总弥漫着难以言说的乡愁。

　　余可拥有着对上海的童年记忆、亦拥有着对温州不变的故乡情怀，逢年过节必定回去走亲访友。今年春节，她选择了乘坐大巴返乡，冬日的夜晚，车渐渐驶入熟悉而又陌生的车站。车站在翻新，车站周边的配套设施在不断的完善，银行、酒店、小卖部等等比比皆是。走出车站，拉着行李箱去寻找停在停车场的车，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余可居然连自家车都找不到。她惊讶于城市变迁速度之快，“回家的路都会开错”。

　　每次回去，她必定要去奶奶家庭院。一个小巷子进去，映入眼帘的是门上木板雕刻的对联“苗壮方能茂，花香不在角”，曾经门庭若市，如今稀落几人。这算是罕见保留完好的门庭，古色古香。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牡丹花、万年青等，屋顶的瓦片从未翻新，几经风雨依旧完好。小时候夏天喜欢拿着煤油灯，跟兄弟姐妹搬出板凳到院子里乘凉看星星，现在蓝天白云都难得见到一次。

　　“父母总是让奶奶到我们家来，她待几天就按耐不住回自己家的心”。余可说：“奶奶总说这些高楼，我还是住不惯。”

　　“哪里又新开了一家什么店、谁家搬到哪个新小区了、哪里现在改造成什么了、哪条路现在也可以去哪个新区了。”余可说，“有一个在规划馆工作的同学说，未来的温州，只会越来越现代化、跟上时代的潮流。”

　　千城一面的新城

　　温州下辖的瑞安市也是其城镇化建设的代表之一，千年古城，江南鱼米之乡，自古市井繁华，商贸发达，人文荟萃，郭沫若曾题联“玉成桃李，海涌波澜”。

　　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杨易，喜欢背着相机寻找瑞安印迹，一直有文艺青年范儿，计划出一本《瑞安记忆》摄影集的书。他围绕这座城市走了近两年，记录着每个长满青苔的角落。保留完好的古建筑屈指可数，如玉海楼、八角桥、硐桥等等，瑞安老电影院、瑞安剧院已无人问津。在瑞安人心中，这座城市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特有的韵味。

　　瑞安仅剩的老城区，记忆中的解放南路，青瓦房早已被夷平，取而代之的是高层小区住宅、温商大酒店。瑞安人走街串巷的生活渐行渐远，家家户户都关起门来，邻里难得碰面，再也没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生活。

　　这些年，瑞安制造业的不断发展转型，让瑞安成为鞋都、箱包城，外来人口的增多，城镇建设的压力也不断增大。在瑞安务工的李晓武说：“瑞安拿的工资在老家好买房子了，但在瑞安消费根本不够。新建高楼的价格又让我们外来人口无法承担，老式居民住宅拆迁，连想租套便宜的房子都难。”

　　在十五年前，瑞安人还可以下江抓蟹、下海捕鱼。如今，江被外滩城墙遮挡，人被高楼包围。“郁金香满城，新湖广场建。高端住宅密，商业规划集。”这是2015年瑞安人对瑞安的评价。发源于瑞安的实力企业——新湖集团，经过20年的历练前行，回归瑞安打造首个商业综合体，打造60万方世界级都会综合体新湖广场。2015农历年刚过，郁金香盛开的新湖广场就成了瑞安市民正月的新去处。

　　张小文一直生活在杭州，由于家中企业需要人手，便回到了瑞安。她说：“比起在杭州的生活，瑞安休闲娱乐去处较少。现在有了瑞安电影城、港瑞新玉海，许多大牌进驻，餐饮连锁店几乎到处都是，购物餐饮再也不仅限虹桥路商业街、时代广场和开太百货了，多了个选择。瑞安图书馆、博物馆、海洋馆、体育馆等场馆的翻新拓建，也方便了市民的生活。”

　　在温州“高楼遍地起、建筑穿新衣”的不只瑞安这一座城市。在发展进程中，三四线城市正脱轨自己的发展特色，临摹一二线城市的也不在少数，我们是否应当思考城镇化进程如何走得更好。“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的事例绝非一二，特色古建筑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高端住宅、商业综合体。

　　为何在现代化进程中会千城一面?城市建设该保留的那些文化底蕴又去了哪里?城镇化建设中市政建设与市政文化建设之间的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对一座已经成形的现代化城市来说，找回自己的特色，已经显得迫在眉睫。

　　城镇化之痛 “失控”的造城运动

　　由于缺乏主导性产业，相当多的县城吸纳不了外来人口，但不断新建的楼盘导致供需严重失衡。

　　“家乡对我们的影响。就像乌鸡的乌，那是乌到了骨头里面。”作为新上海人的文艺青年刘艺邦，在面对采访时，以贾平凹的话形容自己的故乡情结。

　　刘艺邦的故乡位于云南昆明与大理之间，被群山包围中的一个村庄。谈及三周前的回乡感受，他显得有些忧心： “故乡已经改变了模样，原本以为在大城市打拼疲惫了，可以回去故乡缓一缓，哪曾想家乡其实一点也不慢，因为它赶上了城镇化这趟列车，它在拼命的进行着造城运动。”

　　城镇化失控

　　刘艺邦的感受对应着中国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城镇化。偏居祖国西南一隅的云南，也在城镇化浪潮中“失控”。

　　早在2011年，云南提出至2020年要新增农村转移人口城镇户籍1000万。2008年至2011年，云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城镇落户数平均为每年13万左右，而2012年和2013年短短两年就完成“农转城”人口496万，是政策实施前20多倍。据知情人士称，2014年最终统计数据尚未出来，但预计保持了此前的平均速度。

　　一位基层干部透露，为完成任务，一些部门按人口比例层层下达指标。由于“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致使基层在工作中弄虚作假、随意扩大转户对象范围。有的地方将一些生活在偏远山区的农户成建制地转为城镇户口，转户农民没有城镇固定住所，工作人员便将县政府办公大楼作为上万人的落户地址。大量已转户的人口享受不到养老、住房、医疗保障以及获得就业机会，这些转户的农民成为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夹心人”。有专家调研表示。“过分强调速度和进度，使一些地方自然的城镇化过程演变为人为推动农民进城的‘被城镇化’过程。”

　　城镇化的推进，有的地方政府是为帮助地方的房地产业发展，也有的地方是为了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对城镇化带来的不良后果，刘艺邦所在家乡的群众有诸多怨言：把“农转非”变成一项硬性摊派任务、盲目下指标、限时间，已经失去了意义。“数字城镇化”只会带来“空心城镇化”。

　　消失的村落

　　“最近十年，我国每天消失80个村落!最近三十年，4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消失!”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国的行政村数量，从100多万个锐减到不足60万个。

　　村落的消失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态条件恶劣处的移民迁移，大多是政府行为;另一种是自然消失的，本来户数就很少的小村搬迁到县里或城镇，或者年轻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村落自然萎缩了。

　　目前，在中国的自然乡镇，城镇化已被异化。对许多地方政府来说，城镇化就是拆除旧城建设新城，片面追求视觉效果忽视文化内涵，甚至被异化为“大拆大建大手笔，高楼大厦平地起，各种园区扎堆聚，CBD扮靓GDP”。

　　事实上，大部分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仅完成了从农民到产业工人的第一阶段转变，却在从产业工人到市民的第二阶段转变上亦步亦趋。它带来的后果显而易见：一方面，农民中的大部分已经转出农村，农村日益空心化，留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另一方面，转出农村的农民虽然在形式上成为了市民，但其与真正市民实质上的不平等引发了城镇内部的二元矛盾，为城镇化进一步推进埋下隐患。

　　回不去的故乡

　　从事IT业，来自江西的新上海人张鹏也对家乡的城镇化忧心忡忡。“那些以造城为目标的城镇化，切断了家乡世代积淀特有的文化与习俗，还有自己的根。”

　　拖着行李箱走在县城的街道上，张鹏感受到荒凉，“街道坑坑洼洼，到处是工地，房子一眼望不到头，路上鲜有行人。”

　　城镇化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垃圾围城也成为城镇化发展中绕不过去的坎。据国家环境保护部发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在过去十年的城镇化进程中共有68.5亿吨工业垃圾和240亿吨工业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排放到自然中，他们彻底让故乡不了颜色，河里的水黑了、路边的树灰了，就连天空都变成朦胧美了，东风以来池塘里的塑料袋乱飞，那机器的轰鸣声，不是发展是破坏。

　　由于缺乏主导性产业，相当多的县城吸纳不了外来人口，甚至由于周边地市级城市、省会城市的磁场效应，相当多的县城甚至成为人口净流出城市，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之后，这些以大城市城乡结合部一样特征呈现的县城，将面临一系列的难题。

　　“宁静的大山已在山脚、山腰、山顶砍出了一条条荒带，推成了土公路，干燥的冬春之交，满天黄土飞扬。曾经常见的好山好水好风光，如今变得很脏很乱很难看。村长对老人和孩子说几年之后这里也会变得像县城一样漂亮……”文艺青年刘艺邦说：“故乡，回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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