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中的人性假设

时间：2021-01-24 17:44:35 个性测评我要投稿

管理中的人性假设

当下,不仅中小企业的老板感到员工越来越不好管,就是相当规模的大企业在对劳动者的管理上也面临着新的困惑。在富士康“n+一”次连跳中,即使在第n次连跳中采取了改进措施,仍没有摆脱第“n+一”次跳的魔咒。这使得深入探讨劳动者人性的问题难以回避。回顾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对人的本性的探索,对于我们今天确立劳动者是智慧人,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管理上的跃迁是有益的。

智力变量是职场认识人性的一条蹊径

在王充所处的时代,也碰到了“人心不古”的问题,儒、道、法等各家对于人性是善是恶的认识莫衷一是。他们也有诸多的困惑,比如“贪者能言廉,乱者能言治”。有个叫做跖的汪洋大盗会指责别人偷窃,惯盗庄跷同样会斥责别人贪得无厌,这些人都知道人应当从天地得到的礼义之性,会大谈圣贤的道理。于是,性本善、性本恶之说都不足以让人信服;而王充以才智为尺度对人的本性进行划分,独辟蹊径,让人们眼前一亮。

在《论衡?本性篇》中,王充根据人的智力程度不同,把人分为三类:中等以下智力的人,具有荀子所讲的人性恶的特点;中等智力的人,就是学者告子和杨雄所讲的“性相近”的平常人;而中等以上智力的人,则具有孟子所讲的人性善的完美本质。王充的这种划分,无疑更为全面,可以弥补性本善、性本恶等各家本性说的不足。当然,把人分为三类,在彼此之间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值得商榷;然而这种划分所依据的质的规定性和等级关系之间,客观上形成了一个认识人性的新视角,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智力变量。王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智力变量这个概念,而他所说的人的智力的上中下之差,显然包含着一种量变关系。

王充认为人的本性都有其物质基础,就像《淮南子》中所说的那样:“夫举天下万物,蚑蛲贞虫,蝡动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天下万物,小至细微的昆虫、爬虫,都有喜好憎恶,都知道趋利避害。趋利避害作为一种生存本能,无所谓善恶;但是当它在环境中,尤其在社会环境中表现出来时,就有了善恶之分与个性特点。“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有人仁有人义,是秉持的道义不同;遇事动作机灵与呆板,有人严重有人轻微,那是出于对当时情况的不同的判断。当然,人不同于动物之处在于内心有一定的荣辱观,尽管人内心认识到的善恶与表现出来的善恶并非完全一致。同时,所谓盗亦有道,说明善恶是相互渗透的。

应当指出,智力与知识不同,是一种掌握知识的知识。作为有思想的人,生存本能往往会表现为生存智慧,表现为在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发挥自己主观能动性的一种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本质特征就是智慧。按照西方的体例,我们可以说王充提出了一个智慧人的假说模型。智慧人的智力量变,体现在个体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在特定的个体身上,智力“量”的变化与他的身体发育、受教育的程度、实践的深度以及获得信息的广度和速度有关;然而,无论智力这个“量”变化到什么程度,智慧人始终存在着自己理智的判断,行为模式的选择都是生存智慧的反映。

历史局限使智力变量的价值蒙尘

尽管王充的智力说较为合理,应当能够解决“人心不古”的困惑;但是由于王充出身“细族孤门”,家境贫寒,仕途不畅,在政治上很不得志,他的见解很难得到显贵们的重视。王充虽然作过几任州、县的官吏,但多系幕僚性质的小官。加上他嫉恨俗恶的社会风气,每因和权贵发生矛盾就忿而辞职,每次仕进都为期极短,生前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见解。当然,智力变量的价值被历史尘封,还有其他诸多方面的原因。

尽管王充生前充满自信,有“致君尧舜上”的青云之志,但是在独尊儒术的时代,他的思想在总体上属于离经叛道,表现“另类”,为主流社会所不容。与今天的“愤青”不同,王充的愤世嫉俗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论批判特点,《论衡》一书对传统儒学,特别是汉代经学进行了论难。《儒增》、《书虚》、《问孔》、《刺孟》等专篇公然向神圣的经典挑战,向孔孟圣贤发难,犯天下之大不韪,因而被视为名教之罪人。东汉以降,历代君王和御用学界权威,对他颇多非议。清乾隆皇帝御批:王充“刺孟而问孔”,“已有非圣无法之诛!”在这种舆论主导下,王充对于人的本性的真知灼见也就被打入冷宫。

当然,王充把人性分为“三品”,使得智力变量说重新陷入善恶的窠臼,也有难以摆脱的历史局限性。王充“人性三品”的理论渊源来自孔门七十弟子之一世硕的“人性有善有恶”说,而且他认为孔子是智慧人的最高典范,是知识渊博,大智大慧的“智府”。王充在《知实篇》中赞曰:“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才智兼倍,强力不倦,超逾伦等。”说孔子见识非常,明察秋毫;深思熟虑,思维深邃;材智加倍于常人,努力不已,至老不倦,是人类的超才奇士。王充也承认,“人性三品”就是对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观点的具体化,这样一来,他所说的中等智力以下的人就愚顽不化,罔论有智。这种把智愚的划分与善恶直接挂钩的做法,是一种认识上的倒退。

王充的智力变量说不能被统治者接受,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统治者不愿意平等地看待被统治者。在统治者看来,人与人之间是治人和治于人的关系。统治占据天下,一定要抓住权势、操生杀大权而发号施令。在这里,他们绝对不会考虑被治于人的“劳力者”的智慧。也就是说,作为“劳心者”的统治者,很难接受“劳力者”是智慧人的现实,他们需要将王充的智力变量当做异端邪说而加以封杀,不会让它登上大雅之堂。即使历史发展到今天,管理者要想发现智力变量的价值,摆脱劳动者难管的困惑,也需要将自己的立场转移到劳动者一边,将员工引以为同类。

智慧人假设是智力变量的现代解

解决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困惑,当然不必一定要从故纸堆里找答案,但并不代表古人对人性的理论探索成果与我们无缘,在智力变量的合理内核中求解是必要的。而这种求解也不是照搬现成的答案,需要用先进的理论思维的.指导,以人为本。如果说以人为本不能以经济的人经济性为本,不能仅仅以社会人的社会性为本,不能以复杂人的复杂为本,那么,以智慧人的智慧为本将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首先,管理者必须从“难管”不难管的博弈思维中走出来,将关注点转变到谋求与劳动者平等合作的轨道上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在生存智慧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合作中的分工以及“术业有专工”的不同。员工之间的专业水平确实有高有低,操作技术有熟练有不熟练的区别;但是在不同的需求层次上,以及在不同的需求层次之间,大家的生存智慧具有等价性,谁也不能低估对方。这不仅需要相互尊重,还必须对“异质思维”和不同的利益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包容,力争共赢。否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之类的现象就不可避免。一个不容否认的现实是,劳动者在决策层面或许没有较大的话语权,但是其话语权将会在执行层面顽强地表现出来。

其次,管理者应当明确以人为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坚持以人的智慧为本。智慧一方面表现为生存智慧,另一方面表现为创新的潜能。在一个心理健康的劳动者身上,两方面的结合,又表现出与时俱进的具体的智慧,比如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能带来较高效益的资源优势等等。具体的智慧是可以量化的,量化的标准可以与其带来的经济效益挂钩。不少企业开始在员工队伍中设立智力股,其逻辑基础就在这里。然而,表现为一定量的具体的智慧,不是一成不变的,即可能升值,也可能贬值,是一个变量。有时候,劳动者具体智慧的质没有变,但是社会的需求热点转移,其外在智慧的水平在评估中就会显示出一定的波动,这是需要管理者认真把握的。

再次,管理者需要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内规范管理环境,使劳动者潜能的发挥有一个正确的导向。智慧人在善恶方面的表现是“中性”的,这就意味着其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可善可恶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引导,“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否则就会助长恶性;同时,一个智慧人表现出来的行为是善还是恶,还取决于劳动者的道德底线突破之后获得实际利益可能性的大小。一个行为虽然为主流价值观禁止,但如果“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那同样会被智慧人认为是一种“能人”之举。管理者对于社会大环境的失序或许无能为力,但是在企业内部的小环境中一定要杜绝潜规则,否则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都有可能“聪明反被聪明误”。

http://www.cnrencai.com/

【管理中的人性假设】相关文章：